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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常常想起我的奶奶，虽然她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但是，直到如今，我仍将她老人家怀念。是奶奶陪伴着我度过了清贫且快乐的童年时代和在彷徨中与命运奋力抗争的青少年时代。
在我们老家白鹿原上，当地的人们也都习惯地把奶奶叫婆。我婆和哪个年代关中许许多多普通的农村老太婆一样，她度过了辛酸困苦而又平凡的一生。我有好几次都想把我婆好好写一写，写什么呢 ？又总觉得无从下手；是一种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促使着我再一次坐在电脑前，打开哪遥远记忆的闸门，回忆我婆生前的点点滴滴。我思绪万千，把这些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似乎不值一提的日常锁碎小事、还有她所处的哪个年代的艰难岁月记下来，对已故去的我婆，谨表示刻骨铭心的纪念和最深情的祭奠。
我婆的一生是淳朴善良、勤快节俭、随遇而安又与世无争的一生，在她的世界里永远是风平浪静、和谐安祥的。我有时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婆的形象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她的头上总是顶个黑手帕，身上穿着用自己织的黑粗布亲手缝制的大衿上衣和大挡裤子，裤褪下常年束着，一双堪称三寸金莲的碎（小）脚上穿着自己做的布鞋，极干净利落且朴素整洁。一年四季几乎不变的一身装扮，在我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每当我婆准备走路，她在站起来时，就要在原地先踏步几下，似乎在找平衡点，然后才慢慢地拄着拐棍向前移动，她小脚走起路来总是晃晃悠悠的；今年春节期间，我在看农村社火的高跷表演时，又似乎看到了我婆当年走路时的样子。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农村的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十年九旱的白鹿原对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在我们原上,曾经流传着宁给行人一个馍，不给行人一碗水的民谣，可见水由于稀少而在当地的金贵。大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兄妹五人，连同婆爷及父母，一家大小共九口人。每天早上起床后洗脸时，全家人只能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很别致的黄铜脸盆就放在我家堂屋中间的土地上，从脸盆上的凹突痕迹和有些铜锈的表面，说明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年月。洗脸时人要蹲在地上，我们按老幼顺序，从我婆爷先开始洗。待轮到我们孙辈洗脸时，我们就三三两两的围着脸盆洗，谁先抢到毛巾，就很高兴，其他人洗完后，还要因等毛巾让脸风干一会。夏天倒还无所谓，到冬天时，就冻得简直是活受罪。都洗完脸以后，盆里的水已经少得几乎见底，而水又混浊的几乎看不见盆底。这时候，洗脸水还不能轻易倒掉，要再均匀地撒在屋里的土地上，扫地时就不会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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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生活困难时期，村里来了一个收古董的人，我们家哪个用了好几辈、疑似文物的铜脸盆竟以废铜的价格卖掉了；我家还有一个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缩口青花瓷酒坛，也卖了仅三元，卖的钱也都用来买粮度了饥荒。
可能是由于当时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在哪个时候，我婆大约每隔半个月左右洗一次脚，到了冬天，她总是把洗脚时间放在天气晴朗，有温暖阳光的中午饭后，洗脚水就用刚蒸完馍后锅里的热水。她在屋前院子里的核桃树下洗脚时，大概不好意思让外人看见，总不忘叮咛我快去把院子门先关上，还让我站在院门口放哨，若有人来串门，就要立马告诉她。我看着我婆放在洗脚盆里哪几乎弯曲了180度、踏到脚底扭曲变形的四个脚指头，心里想，她当年该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
我婆和我爷一生勤俭持家，艰难度日，他们养育了我父亲和我姑姑兄妹俩，也算是儿女双全。我爷在弟兄辈里排行老大，人们都尊称他为大掌柜的。按我们家乡农村习俗，一般都是男的当家，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由我爷做主，我婆总是听我爷的，她为这个家多年来默默地奉献。父亲在幼年时曾遭土匪劫持时，我婆整天以泪洗面，难过的几天几夜没合眼。经过哪次劫难后，她就对我父亲更加特别疼爱，整天担惊害怕的，唯恐父亲再次丢失。
我父亲在村里是个大孝子，他为照顾自己父母，主动放弃招聘为国家干部的机会，终生务农，无怨无悔；我姑后来到西安东郊的一个国防厂工作，我婆当年就常对我讲，哪时咱们家日子艰难，缺吃少穿，有些白馍就先给你大（父亲）吃，老是让你姑吃黑馍，現在你大还在农村受苦吃黑馍，你姑到城里享福能吃白馍了。她老人家说这话时，我当时只是随便听听，并未在意，现在回想起来，我婆这是对自已过去一些重男轻女的“偏心眼”作法的一种自责，也是一种心理安慰。
我婆一生勤俭持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连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人们的生活都极度困苦，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以野菜充饥，被称为瓜菜半年粮。我家院门外有个打麦场，到夏季收麦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婆就戴个草帽，静静地坐在打麦场边上一个用麦草编的蒲团上，把碾过的麦草或麦糠再很仔细的翻一遍，拣拾里面遗漏的麦颗，一粒也不轻易放过。有时一整天仅管只能拣到小半碗麦粒，但她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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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婆常念叨我们家人口多，我父亲的负担重，她干着急也帮不上什么忙。有一年到青黄不接的二、三月时，生产队里分配国家返销给农民的救济粮。我婆就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门前的路上张望，当她看到别人都扛着一袋袋粮食陆陆续续地往回走，人都快走完了，还不见我父亲背粮回家的身影。这时，她着急了，心里就想，我父亲一定是没有钱买粮，正加着熬煎呢。于是她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从自己的衣柜底拿出10元钱给了我的三弟，让他快去把救济粮买回来。我婆拿的这些钱可是我姑平时孝敬给她的，而她总是舍不得花，一块两块好不容易长时间才积攒起来的全部积蓄。
我三弟后来回忆起此事时说，我父亲当时心里一定非常清楚钱的来源，但却始终没有再过问粮食是咋买回来的事。当时家里缺粮揭不开锅，救济粮又无钱购买，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他因陷入这种困境而又实在无能为力而感到羞愧难言。
我婆一辈子是温良恭俭让的典范，从我能记事时起，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婆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的，从没有高声过，更没有见过她和别人争多论少的红过脸，甚至吵架。我爷平时做事认真，有时也不免唠叨几句，甚至发脾气。不管我爷说的对与错，态度如何，我婆从来也不反驳或和我爷争辩，她总是默默地听着。
一般农村婆媳闹矛盾是司空见惯的事，有的甚至打闹得鸡飞狗跳墙。我婆在家里任何时候都是尽量谦让，息事宁人，她和我妈的关系处的很好，从来也没有闹过任何矛盾，我也没听我妈说过我婆的任何不是。年近九旬的我妈现在提起我婆来还总是夸不够，她无限惋惜地对我说，在哪个苦焦年代，你婆吃了一辈子苦，受尽了难场，可怜她没赶上好年月，也没有享什么福。
在当年，农村缺医少药，一般人患病，最多是用些土特偏方，自行调理。或者干脆硬抗着，听天由命，甚至坐以待毙。我婆有腿痛病，她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就在炕上躺几天，稍轻些，就强打精神，起来继续干活。我们家住在大亮村的六队，在七队有一郑家的老太婆和我婆是多年的好姐妹。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我婆由于腿痛抱不动我，就由我爷把我抱着送到七队的郑家，再由我婆去照管我，待到吃午饭时，我爷再去把我接回来，每天如此。当我会走路时，我婆就常引着我到郑家去串门，坐在火炕上的老姐姐只要一见到我婆带着我走到她家门口，就会热情的打着招呼，还用手拍着炕沿，边拍边说，快跟娃上炕来坐。我婆走到炕边，先坐在炕沿上，用放在炕边的小条帚把自己鞋底的土扫一下，就连鞋坐到炕上去。我的印象，当时的农村老太婆白天上炕是不脱鞋的。火炕上面就只铺着一张芦苇编的席，席子下面垫着麦草。我不上炕去，就独自一个人在屋内的土地上耍。两个老太婆盘脚打腿地坐在火炕的席上拉起了家常，俩姐妹一见面，总也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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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婆粗糙的大手有时也拉着我的小手到村里的其它一些人家去串门，在串门时，常有主家的老太婆趁儿媳妇不在家时，就会鼻一把泪一把地诉说着自己儿媳妇的不是和自己受的委屈。这时候，我婆总是静静地听着，还时不时地劝说对方几句，她从来也没有在人背后说过我妈的不是。当我想要回家时，她们尽管聊兴正浓，也会立马停止。这时，我婆就和主家热情告别后，拉着我的手往回走。主家老太婆也会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门口，而拄的拐棍还不停地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似乎余怨未尽。待到临告别时，她也总不忘叮咛一句，你有空带娃再来。
我婆对吃穿一直都不讲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饭菜和穿带弹嫌过。婆有好吃的，总不忘留给自己的孙子们吃。我姑从西安城里回来看望我婆爷，有时带些鸡蛋糕什么的，她总是舍不得吃，并留些用手帕包起来，当每次看见婆偷偷招手示意我过去时，我就喜出望外，知道一定有好事；在当年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父母给婆爷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在全家人都吃用玉米等杂粮馍的情况下给他们吃麦面做的白馍，我婆在吃白馍时就经常偷偷地掰一小块馍，快速地塞到一个孙子的手里，自己再去吃黑馍。
我的二弟直到现在对我提起我婆疼爱他的一件事来，还是难过的直流眼泪。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他给生产队里挖了一晌午红苕窖回到家，虽饥肠碌碌，但看到午饭依然是稀溜溜的汤面，而且满碗只有白萝卜条，还跟本就看不到几条面。他仅管很饿，却没有一点食欲，就赌气不吃饭，下午又去生产队出工干活。我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忍心不下，心里想，一个大小伙子咋能就空着肚子又去干重活呢！于是就偷偷地拿了一个家里为她和我爷“特供”的白馍，用一块手帕包着，藏在大衿衣服里面，拄着拐辊，艰难地走到生产队正在挖的红苕窖旁，把馍放在吊土的笼里再放到红苕窖底，让正在下边挖土的我二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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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屋前院子里有一颗高大的核桃树，树上结的核桃就是我们兄妹童年时代的美味佳肴。每到秋天夜里刮风下雨时，我们兄妹一早醒来，就都争先恐后地跑到院子里，拣拾落在地上的核桃；当年核桃也是大人们哄小孩的唯一法宝，在我大约三、四岁时，有时特别想吃核桃了，就找个借口在屋里的土地上有意哭闹打滚，咋哄也哄不下。这时候，我婆先是少待会儿，看实在收不了场，就会走到屋里的木梯旁，扶着木梯上到楼上去，从立柜里取个核桃，再拿下来給我放到手里。我拿到核桃后，目的达到了，哭声也就立马停止，立即破啼为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拿着核桃飞快地跑出屋去，在院子里迫不急待地找个没人的地方砸着吃。因为我在哭闹时总是用一只眼睛不时地在偷着看，所以我婆的一举一动，我是看的清清楚楚，待我婆从楼上沿着楼梯慢慢地往下走时，我的哭声就会有所降低，但绝不停止。我就是用这个小小的“妙计”，以后还曾多次使用，竟然屡试不爽。现在独自一个人想起来，还情不自尽地为自己幼年时的自作聪明而哑然失笑。这中间可是渗透着我婆对我多少浓浓的、深深的爱意。
每当我婆梳头时，我就静静地站在旁边看。她梳完头后，就依然和往常一样，把梳下的头发給我，我左右看看旁边无人，就迅速地把头发塞在院墙角一个神秘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的胡基缝里。每当听到村子里有货郎担子来时，哪“头发换南糖、换盆、换碗......”的连续不断的叫卖声伴随着悦耳的货郎鼓声由远而近时，我就立刻振奋起来，飞快地跑回家，从墙缝里取出头发，再直奔叫卖声而去。我喜滋滋地换回一小块南糖，往回走时就迫不及待地把南糖放到口里高兴地边走边吃着。此时此刻，我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时候，难得有一颗水果糖，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当年我兄弟俩为争吃一颗水果糖而撵了大半个村子的趣闻，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姊妹五人，都是我婆一手带大的，我婆她后来还到西安去给我姑带孩子。我是老大，小时候就和我婆爷常在一个火炕上睡。哪时候，我父亲早早就给我婆爷准备好了以后寿终正寝时的棺材，称为寿材，就架在我们家的楼上，据说这样还可以保佑老年人键康长寿。有时候夜深人静时，由于棺板干燥收缩时木板的撕裂声，犹如爆竹一般，发出很响的声音，往往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这时我婆总会说，这是我要走了。我一听，就立即把我婆靠紧，连声说，婆！你不能走。
每到冬天，我就负责给我婆爷烧火炕。徬晚时刻，我先提一笼麦糠，再用一个前面分衩的Y形木棍，将麦糠均匀地推到炕洞里去，在炕洞口放少许麦草，点着后就用蒲扇煽起来，炕洞里冒出的浓烟常常呛的人直流眼泪。这时候，家家户户也都在烧着火炕，在晚霞的映衬下，带着麦糠燃烧后哪种特殊气味的烟雾，弥漫在整个村子的上空，犹如仙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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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家家户户都养鸡，靠一颗鸡蛋仅卖五分钱的积攒来维持一家油盐酱醋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开销，有时候，小孩头痛发烧时才有幸能吃个荷包蛋。我婆也养了几只母鸡，在我家用胡基垒的土院墙上留有几个窑窝，母鸡就在里面下蛋。当我听到母鸡下完蛋后有节奏的响亮叫声时，就飞快地跑去帮我婆把鸡蛋收回，还边走边把暖暖的鸡蛋放在眼皮上，舒服极了，据说这样可以明目。我一直到现在视力较好，也许与此多少有些关系。
后来，我们兄妹们都长大了，在我婆身边呆的时间就少了，我婆她也上了年纪，慢慢地老了。但她还是一刻也不停地整天操心着我们，在我父母面前常念叨着这个孙子的学习、哪个孙子的工作，还有终身大事等等。1970年春节刚过不久，我敬爱的、勤劳节俭一生的爷爷因突发疾病而与世长辞了，享年75岁。我婆遭受此沉重打击后，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但她还是强忍着悲痛，拖着虚弱多病的身体，仍然一刻也不闲地继续在家里默默地干着她力所能及的活。
1974年，我在西安上大学时，中秋节前的一个周末，我一大早就骑自行车从学校所在地的雁塔路出发，经过六七个小时的行程，回到了原上的大亮村老家去看望正在患病中的我婆，并从学校每月发的仅有的四元助学金中，节省的钱给我婆买了一包饼干。这时候，我婆已经病了有半年多，让邻村的老中医看过几次，也没有什么起色。她有气无力地在火炕上躺着，每天只能喝一些稀面糊糊，更没有什么营养品。由于多日不思饮食，医疗条件又差，她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我婆一见我回来，立即笑逐颜开，人也显得精神了许多，硬挣扎着让人扶她坐起来，靠在挨墙叠起的被子上。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婆算把我娃没白痛，能吃上孙子的孝份了。你在学校好好念书，婆没事，你别操心。她知道我在上学期间没要家里一分钱，就只靠国家发的助学金，又直埋怨我不该乱花钱给她买东西。我买回的饼干她也舍不得吃，对我父亲说，娃已经买回来了，就放着到过年时能凑份礼，好给亲戚家行门户，还能给家里节省些钱。
谁知婆孙自此一见，竟成永别。我返回学校不到一周时间，就突然接到我婆去世的噩耗，待我急急忙忙赶回到村子时，就远远地看见穿白戴孝的人在我家屋前进进出出，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回到家时，我婆已经穿着寿衣，象睡着一样，静静地躺在堂屋的棺材前边。听我妈讲，当时她正在家里干活，忽然听到躺在火炕上的我婆一遍遍地急切呼唤着我父亲的小名，她就赶忙一边上炕去把我婆扶着坐起来，一边稍话给正在生产队里干活的我父亲，待我父亲跑回家时，我婆已经在我妈怀里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我父亲立即呼天号地的嚎啕大哭起来。在给我婆送葬时，门上贴的那幅 “入门不闻慈母训，倚们谁是望儿人” 的挽联，这是我父亲对失去自己亲爱的母亲的悲痛至极的绝望呼唤和深情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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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婆住的火炕旁的柜盖上，我给她老人家买的那包饼干还依然原封未动地放在哪里。我是在我婆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在兄妹中我婆更偏爱我。而我唯一孝敬她老人家的一包极为普通的饼干，她却舍不得享受，就这样走了，永远地走了！
国庆前夕，我婆走完了她77年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和我们永别了！令我稍许安慰的是我婆她走的很安详，也没有受什么痛苦的折磨。后来我就常想，要是当年农村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好些，我婆和我爷一定还能健康地多活好几年呢。
我婆1897年生于白鹿原前卫镇的徐家河村，与我们村相距大约有二里地。她娘家姓郭，兄妹五人，我婆排行老三，有大哥、二姐、四妹和五弟。在旧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都很低，我婆嫁到大亮村后，就以当时的风俗习惯称之为郗门郭氏，久而久之，她原来真实的名字却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了。
我亲爱的姑姑和父亲也都在近几年因病医治无效，先后不幸仙逝，魂归天堂。我想，他们是去看望自己久别的父母。此时此刻，兄妹俩一定正和我婆我爷幸福地在一起。
夜里，我又梦见了我婆哪多么熟悉的身影。还是在哪个遥远的、非常清贫的困难年代，我们家仍然住在那座破旧的土木结构的老屋里，屋檐前那棵高大的核桃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婆她正颤悠悠地拄着拐棍在院子里慢慢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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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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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崇民，祖籍白鹿原大亮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曾任陕西省建材工业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国内外工程项目总设计师、陕西省工程系列高级技术职称评委和西安市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等。少时喜文，闲暇之余，重拾旧梦。抚今追昔，偶有小文，散见微刊。
发布时间：2023-06-24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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