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纪事

师傅，请问供销社怎么走?

你去供销社，跟我走吧，我就在供销社上班。你要去供销社什么公司?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还是见人喊师傅的年代，我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行驶在省政府大院内的林荫道上。道路两旁的樟树遮天蔽日，清凉宜人。省政府大院的道路横平竖直，将诺大的一个大院分割成一块块，每块都是一个厅级单位。前面拐个弯，再前进一百来米，就到了我上班的地方。省政府大院汽车不多，那年月小轿车本来就少，更谈不上什么私家车，只有厅级干部和省政府大楼内的省领导才有专车接送上下班，厅级单位里的处级干部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所以自行车可以骑得很快，我拐弯时略微放慢了一点速度，就被一个前来办事的人挡住喊了一句师傅。我推着自行车引着问路人一起走着，不多久，一栋独具特色的古朴的四层小楼就在面前。

到了，省社机关在二楼。

谢谢师傅!

这人大概是哪个县供销社来的，到省供销社出差办事。他夹着公文包径直往二楼而去，我锁好自行车往位于四楼的供销社下属企业上班。

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也简称合作社，绝对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时代产物。在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供销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每个省、县、公社都有供销社，供销社机关是行政单位，下属企业是大集体单位，能够进入供销社工作是铁饭碗。在流行顶脚的年代，子承父业，如果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退休，儿子可以顶替进入供销社，这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供销社在公社所在地有门店，每个大队也有，就是狭义上的合作社(门市部)。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合作社里什么都有卖，农药化肥，生产物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衣服鞋帽，针头线脑，纸墨文具，副食酒水，不一而足，比现在的百货大楼还丰富。我们小时候大队所在地有一个合作社，位居村子的正中央，是全村最好的房子，一溜平房，有水泥做的台阶，有好看的飘出来的屋檐。合作社里的售货员都是干部子女，或者是县城派下来的，吃商品粮的人。他们在夏天穿凉鞋也要套一双丝袜，坐在高高的木质柜台里吹电风扇，真是羡煞我们。我们上小学必须经过合作社，有时买一些学习用品或者受父母委托买一些生活用品，都要进合作社这是我们的欢快时光。

本人在散文《一分钱掰做两半花》里记叙了一件关于合作社的趣事。我读小学时是70年代末期，合作社的商店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慈祥老头儿，我们有时到商店买一些学习用具，他总是热情接待，还称呼我们为老伙计，我们也这样称呼他。

老伙计的合作社有一种糖，价钱是三分钱两颗，平均每颗一分半钱。当然，买一颗要两分钱。这种糖是当时大家最喜爱的零食。但没有谁能一次买很多，都是一二颗买来吃。我当然也十分钟情于这种糖，可口袋里常常是空的，偶尔也有一分钱，但苦于买不到一颗糖，只能望糖兴叹。我班上有一位女孩，她爸是个拿工资的，所以口袋里经常有零花钱，她经常光顾老伙计那儿，也有花两分钱买一颗糖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奢侈与浪费居然浪费了半分钱。我很心疼那半分钱。有一次，小女孩又摸出两分钱，向老伙计买一颗糖，她刚拿了糖转身要走，我急忙搜索口袋，竟然也找到一分钱，我急中生智，赶紧递上柜台。

我也买一颗。老伙计，买一颗要两分钱。她刚才给了两分，加上我这一分是三分，可以买两颗，她一颗，我一颗。老伙计，真鬼。

老伙计虽然这样说着，但毫无恶意，并卖给了我一颗糖，那位女同学也丝毫没有讥讽我的意思，还与我一同去上学。

上初中后到了公社所在地，去供销社的机会就更多。供销社的合作社门店也是最好的房子，很长一栋水泥钢筋房子，墙上都是用很白很细的石子拌在水泥里粉刷，然后又磨平，当时是很豪华的装饰，比公社初中和公社办公楼都要漂亮。公社供销社的商品比大队合作社品种多，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但也有缺货的时候，售货员有一个专门登记缺货的本子，把老百姓需要的商品记下来，下次到县城进货的时候就会带过来。

余天宝的小说 《细毛在一九七四》写了一个与供销社有关的故事。细毛的姐姐要在腊月出嫁，细毛不喜欢隔壁村裁缝做的棉袄，他看中了公社供销社里挂着的那件缎子面红棉袄，他想买下来送给姐姐作为出嫁的礼物。但是红棉袄要十五块钱，他没钱，就去砍柴卖给村里的土窑。还多次跑到公社供销社去看那件红棉袄在不在，生怕被别人买走了。还好，那件红棉袄一直高高地挂在那里，好像等他来买。供销社的售货员多次看到细毛来看那件红棉袄，似乎看中了他的心思，鼓励他，细毛，你如果想买，我们给你留着。这给了细毛巨大的鼓舞，他更加卖劲砍柴，终于在腊月攒够了十五块钱，如愿以偿买来了缎子面红棉袄。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是他那当兵的未婚姐夫爱上了别人，并没有娶走他的姐姐，细毛抱着红棉袄欲哭无泪。

我们上初中仍然是物资短缺，带去学校的口粮都是定量供应，每个礼拜六斤米。平均每天一斤，早上二两米稀粥，中午和晚上各四两米干饭，如果中午吃了半斤，晚上只能吃三两。作为十三四岁正长身体的青少年，根本吃不饱。那时公社供销社的主任是我大舅。供销社有食堂，食堂的大师傅是我大舅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我有大概一个学期或一年的时间到供销社食堂搭伙。一下课，就端个搪瓷碗跑到供销社食堂打饭，这里打的饭绝对比学校食堂的多。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打饭时装满量饭的斗后总要用饭勺抹一把，饭斗都是平平的再倒进你碗里。供销社大表哥则不同，打饭时总要将饭斗堆成一个尖，怕饭掉下来，总要用饭勺捂着，和饭斗一起倒进我的碗里。端回学校寝室就着家里带的腌菜吃得也格外香。

那年月供销社有亲戚或熟人远不止打饭时饭斗堆得高一些这么简单。化肥是紧俏物资，一般人很难买到，但我家几乎每年都不缺化肥，而且关键时刻还能赊账，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上初中时我经常被父亲带到供销社仓库去提化肥，成堆的尿素码得高高的，一股刺鼻的碳酰胺味呛得我跑出仓库来呼吸。但父亲似乎一点也不怕这味道，交票，提货，将一袋袋尿素搬上板车，绑好，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车上的化肥承载全家人丰收的希望，我们似乎看到绿油油的稻苗在向我们招手。

1958年以后，供销社与国营商业两分两合，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供销社与商业部、粮食部合并，但还是保留了省以下供销社的牌子和机构。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代商业流通的重要机构，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我也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也与供销社结下不解之缘。

1992年毕业分配时，国家将我分至鄱阳湖工作。当时单位设在鄱阳湖边缘的一个半岛上，属永修县吴城镇。这个地方枯水季节是一个半岛，有一条土路连接县城，丰水季节鄱阳湖水位上涨，淹没了土路，这里就成了一座孤岛。进出必须乘船，有班船从南昌经这里前往鄱阳湖，可达都昌县，亦可达鄱阳县。我满怀报国之志，岂能甘心困守孤岛，在这里呆了一年以后，便逃离鄱阳湖，前往南昌，调进了省供销社。

省供销社其时是红火单位，虽然我进的不是供销社机关，但下属公司也是很吃香的。供销社有六大老牌下属国有企业，分别是农资公司、棉麻公司、土产公司、日杂公司、再生资源公司、茶叶公司。这些公司分工明确，基本掌控了全省生产生活物资的调拨、供应与销售。农资公司掌控农业生产物资，包括化肥农药、农机农具，棉麻公司掌控棉花布匹生产与调拨，土产公司负责土特产、蜂蜜等，日杂公司经营锅碗瓢盆、烟花鞭炮、小家电等生活物资，再生资源公司就是收破烂的，在各地有收购站，茶叶公司经营茶叶，有下属茶厂。省供销社是一栋四层苏式砖瓦楼，前面是省农业厅，后面是省商业厅，都坐落在省政府大院内，与省政府大楼隔着一道铁栏杆。

即使在供销社下属企业上班，我也没有分到门市部搞经营工作，仍然在企业管理层，还是有点机关的作风的。而且我是直接在人事秘书科，岗位相当于办公室秘书，无非是做一些抄抄抄写写的工作，写写材料，搞搞宣传，这对于中文系毕业的我也算专业对口。那年月电脑没有普及，更没有互联网。全公司只有一台电脑，一个打字员，电脑还是那种带厚厚的屁股的联想286。因为电脑对环境温度有要求，公司设有专门的一间打印室，里面装有一台空调，铺了地毯，进去要换拖鞋，是全公司条件最好的办公间，比总经理的办公条件都好，门上贴有机房重地，闲人免入的牌子。因为我是机要秘书，工作关系，与机房打字员打交道就多一些，因此大热天也可以找机会进入机房享受空调。

没有打卡系统，上下班都靠自觉遵守劳动纪律，有事迟到或早退也不会扣工资。如果你上班时间还没到岗，恰好这时有人找你办事，同办公室的人都会说，你坐一下，他马上就会到的。这是一种习惯，谁也没有手机，究竟几时能到，谁都不好说。BB机数字机也才刚刚开始上市，中文汉显要更晚些。这些都要条件好的才买得起，我们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伙子还没有条件配置这些。大哥大刚刚流行，也就是中国第一代手机，厚厚的四四方方跟一块板砖一样，有一根天线，拿在手上很有派头。当时我们公司给总经理买了一台，价格贰万贰仟多元，大约相当于我当时120个月的工资，我不吃不喝要十年才能攒够。

供销社没有食堂，具有机关作风的上班人员下班回家吃饭，我们这些单身汉就找地方搭伙。省政府办公厅后勤处有一个机关食堂，也对外开放，只要给钱就可以进去打饭吃，而且离我们供销社也只有两条街区的距离，从后门跨过省商业厅，再跨过省文化厅就到了。食堂菜品很丰富，酸甜咸辣都有，品种也多，炒菜、米饭、面食、小吃，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但我们必须严格遵守预算管理，每天伙食费不能超过四块钱，否则那一点工资就会显得捉襟见肘。有时遇上同学聚餐、朋友聚会、生日庆典等，这个月一定是要靠借贷过日子。

住的地方也是没有的，得自己解决。虽然我赶上了单位分房的时代机遇，但是得排队。据说前面排了好几十号人，公司领导、各科室科长、元老级人物、还有等房子结婚的年轻人，论资排辈吧，像我们这种刚毕业不久的人，估计要排半个世纪。房地产行业刚刚兴起，商品房逐步推向市场。有次我看到南昌谢家村的一家楼盘在人民广场做促销活动，最贵的楼层单价每平米600元，如果我要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以当时的工资，不吃不喝大约需要330个月。但是还得住啊，得找一个栖身之所。也不算很难，南昌有很多同学，其实也不是同学，也算不上校友。就是在外地读书认识的老乡，来自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省的人都流行认老乡。老乡和老乡互相熟识，就成了朋友。毕业后很多老乡分配在南昌，我就去找他们。他们的单位都有集体宿舍，就混进去占一个空床位，把被子搬进去就可以住下来。开始住在江铃，但还是太远，骑自行车从省政府大院到江铃要个把钟头，那时南昌老福山修立交桥，路上到处都围起来，打满了水泥桩，地面很脏，很不好走。后来搬到南柴宿舍，近多了，就在丁公路，步行也就十来分钟。

还好这样的日子我也没过多久，大概一年有余，这在我辈人群吃过的苦中也算不上什么。1994年秋季我就被单位派往驻外公司工作。这在本人的长篇纪实散文《解密马扎尔》中有详细的叙述。1996年回国后，我回到单位上班，日子仿佛又回到原点。回来后南柴宿舍是没地方住了，住了几天供销社招待所，领导给我分了一间宿舍，单位在昌北有个物资储备仓库，有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楼，一楼是管理办公室，二楼是管理人员宿舍。我栖身于此，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添置了一些桌椅板凳，再置办了一些弄饭的家什。这些杂物后来在搬离后都没要了，多年以后我去南昌办事曾数次开车绕道昌北去寻觅过昌北宿舍，怎奈红谷滩和昌北大开发，这里早已成为南昌城区发展的新热点，一个个小区遍地开花，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片繁华景象，当年的储备仓库和宿舍早已不见踪影，连位置也似乎找不到了。

9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市场经济转轨的种种不适应，省供销社企业经营一度陷入困境，出现了大面积亏损及资不抵债，供销社系统背负着沉重的人员包袱和债务包袱，甚至到了供销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要消灭供销社的绝境。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计划经济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市场经济登上历史的舞台，供销社企业如夕阳西下，只剩下落日余晖。我的单位也褪去了历史的光环，逐步没落。到2003年前后，省供销社系统自筹资金启动了大规模转轨改制工作，大量人员身份得到置换，一大批国企职工被推向社会，自谋职业，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省政府大院林荫道上，一个青年骑着自行车在浓荫中穿行。时间往后，离外派出国只有一年，离回国有三年，离自谋职业四年，离改制后真正离开供销社，还有十年;时间往前，离在公社供销社食堂打饭也有十年，离在大队合作社买三分钱两颗的糖已有十二三年;再往后，离现在二十八年了。供销社的经历仿佛是上世纪的事情，有时想起来缥缈恍惚。

这些事真的就发生在上个世纪。

供销社，永远的情怀

发布时间：2022-03-05 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