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的韩国抗日志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陪都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陪都
白桦林
在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春节期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特地前往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去寻觅抗战岁月中，那些流亡在陪都的大韩民国抗日志士战斗和生活的足迹；重温那一段尘封已久的不平凡的历史。
静静的小巷、烽火的岁月
在七星岗莲花池一条静静的小巷，伫立着五幢青瓦灰墙的小楼，那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陪都的旧址，如今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早已开放供游人参观。它是当年韩国爱国志士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为独立而斗争，并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
这几幢小楼，几乎紧挨在一起，在地势起伏的小巷中，围成了一座狭长封闭的小院，中间狭窄的通道不过四五米，沿石阶通道拾级而上，可抵各展室参观。一号楼有两层，原是临时政府的警卫队以及宣传部、军事部的办公处；如今分别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展厅和军事活动展厅。临时政府史展厅里还伫立着其主席、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先生的半身金色塑像。二号楼为临时议政院会议室及外务部、部长和次长室。三号楼为三层小楼，是内务部、财务部、主席办公室及国务委员会议室。其四、五号楼，分别是国务委员办公室以及外宾接待室等等。各展厅展室，均为当年原貌复原。韩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展品丰富，内容翔实，有文字图片资料150件，陈列实物460余件，还有极为珍贵的音像资料，如日寇轰炸重庆惨不忍睹的片段、金九主席演讲的映像等等，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陪都的峥嵘岁月，让参观者身临其境，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烽火连天的抗战艰苦年代。
不屈的勇士、抗日的战友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韩国，无数韩国仁人志士为追求独立解放，被迫流亡中国。1919年，这些韩国爱国人士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称为 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是这些漂泊异乡的爱国志士的指挥中枢和旗帜。1932年4月29日，在临政的策划指挥下，爱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重伤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等一批敌酋，震惊世界，影响深远，大长了韩国爱国民众抗日复国的志气。尹奉吉遭逮捕后，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这年底，在日本金泽郊外被残忍杀害。
随着中国战局形势的变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几经搬迁，上海、杭州、镇江、南京、长沙、广州、柳州等城市，都是他们颠沛流离迁移之地。可以想象，在异国兵荒马乱、哀鸿遍野的之际，这些韩国流亡人生，携家带口，转辗各地，是何等的艰辛。从他们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就成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强后盾和基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也于1939年5月迁至重庆綦江县，1940年9月，又迁到了重庆市区。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重庆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韩两个国家的首都。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工作活动26年，其中在重庆的时间最长，将近七年，直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韩国光复，1945年11月，才返回祖国。
谱写独立统一运动新篇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近七年的岁月中，在金九主席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复国斗争，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实现抗日复国的目标，他们卧薪尝胆，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谱写了韩国独立统一运动新篇章。
简而言之，他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建立多党合作，实现三党统一，扩大议政院，充实临时政府。
韩国沦陷后，许多爱国志士纷纷结成团体，为独立奔走呼号。但因党派林立、分歧不断，严重影响了抗日复国的大计。在中国有关方面的关切和积极推动下，1940年4月下旬，三党统一会议在綦江召开。5月8日，光复阵线三党代表在綦江发表《解散宣言》，宣布三党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合并为新韩国独立党，并发表了《创立宣言》。国务委员会随后进行了改选，金九被选为新韩国独立党的执行委员长并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临时政府也进行了改组，因原主席李东宁病逝，产生了由金九任主席的第15届临时政府。
接着，又相继召开了国务会议和临时议政院会议，选出议员48名，其中韩国独立党24名，朝鲜民族革命党12名，其它党派12名，初步实现了不分信仰、党派，共同组成新的议政院的历史愿望，各党派领导人也充实到临时政府内，实现了在华的朝鲜各爱国党派团结合作，积极开展独立运动的大好局面。
其次，成立光复军，配合中国友军抗日。
建立一支反日复国的武装力量，完成光复祖国的大业，一直是韩国临时政府长期以来追求的梦想。经中国政府批准，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李子坝的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外嘉宾200余人与会。会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代表刘峙宣布关于将东北的朝鲜游击队编入光复军、中国军队中朝鲜籍官兵全部转入光复军、军委会给予光复军经济援助以及对总司令部的人事任命等事项。光复军总司令部还收到宋美龄代表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捐助的10万元资助。韩国光复军的建立，不但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上闪光的一页，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日所结的硕果。
光复军一成立，一面招募韩籍青年，一面在西安办韩青班和在安徽阜阳办韩光班，对参加光复军的战士进行训练，然后分散到各地，与中国友军一起开展对敌宣传、翻译、策反、审俘及参加战斗。而与光复军合并前的朝鲜义勇队也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出入南北十三个省份六个战区之火线上，与抗日诸同志并肩作战。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合并后，更是以崭新的姿态驰骋在中国大地上，从白山黑水到滇缅前线，都活跃着光复军战士的身影。到抗战结束时，光复军已发展壮大到2000余人，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有力的贡献。周恩来同志称赞他们是朝鲜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抗战中国际纵队的先锋之一。
第三，反对国际共管，争取外交承认等工作。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盟军开始从各个战场展开反攻，胜利的曙光初露，美、英大国首脑已开始为自己谋划战后远东的利益。从1942年春开始，美国便泛起一股对战后韩国实行国际共管的浪潮，欲以共管解决韩国独立问题。对此，韩国临时政府和韩国各党派团体，进行了积极的抗争和坚决地反对。韩国临时政府在反对国际共管的同时，还开展了争取各同盟国对临时政府给予外交承认工作。外交承认不能实现，临时政府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反日复国的工作也会受到极大阻碍。
尽管反国际共管的斗争和争取外部承认的努力受到了美英大国的阻挠而未获成功，但表现出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民族绝对完整的独立和自由的坚定决心和不屈意志。
国共两党全力支持临政抗日复国
韩国临时政府在流亡陪都近七年的岁月里，得到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受到了中国人民深深的同情和帮助。
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未曾得到国际上任何国家的承认，而中国政府虽未正式承认它，并且尽管自己也困难重重，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长期全方位对其提供了大量无私的援助。
临时政府的经费一直困难，由于战火，海外韩侨的捐款经常无法收到；即使收到，往往也是杯水车薪。在重庆远郊綦江县的日子里，当地的几位开明乡绅为远道而来的一百多号流亡人士及家属，慷慨提供了住房，不收分文。他们说，韩国朋友背井离乡，抗日复国，想来经济不宽裕。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免收房租，算是我们支持抗日，尽一点微薄之力。县政府还命警察署派人协助韩国朋友到乡下采购平价米，解决了他们吃饭的大问题。县政府又请示上级，特准韩国小朋友插班入读綦江小学，和当地小学生一道学习，免除了临政人员的后顾之忧。韩国独立运动元老、临政主席李东宁先生，年迈体弱，贫病交加，以致卧床不起，不幸客死綦江，时墓地尚无着落。当地王姓族长听说是安葬韩国抗日领袖，欣然从自家的坟山中选出最好一块墓地，赠送给韩国友人，让李先生入土为安。
临时政府迁入重庆城区后，又逢日寇对陪都持续几年的、惨绝人寰的大轰炸。陪都政府积极为其寻租安全合适的办公馆址，助其四次搬迁，最后才定居于七星岗莲花池38号（备有防空洞设施）。在这里，他们终于迎来了祖国的光复。
莲花池办公处，五幢楼房共有七十多间，每年的租金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均由国民政府拨付。据资料记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韩国临时政府提供的经费资助是:1942年每月6万元；1943年6月以后，增加为20万元；1944年为100万元；1945年4月以后，因物价暴涨，增拨200万元，连原额补助共计300万元。1945年9月26日，又拨借500万元。1945年10月25日，同意拨借回国经费1亿元，先拨5000万元；11月2日，补发返国经费5000万元，另予金九政务活动经费20万美元。此外，韩侨在渝期间食用粮米80万石，按公粮拨发；油盐及其它物品，全按平价拨给。同时，七星岗莲花池的办公地，一年的租金200万，押金200万，共400万，则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另案拨予。
当时重庆市区遭日军轰炸，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且房屋奇缺，临政人员增多，韩国严大伟、李青天将军的家属及几户韩侨已迁至郊区巴县土桥乡居住。陪都政府遂同意韩国临时政府在土桥乡购地建房请求，并给予了六万元大洋的资助。1940年10月，韩人村建成，还设有食堂、办公楼、幼儿园等设施。韩国人士及家属，与当地村民友好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有了一处较为安全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其开展抗日复国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1942年10月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制订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草案），从政治上为全面支持韩国临时政府规划了系统的援助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在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二、允许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建立，并提供械弹及军事费用；三、促进韩国各革命团体之间的团结统一，以利反日独立运动；四、为韩国独立运动提供经济援助；五、主张战后恢复韩国独立，并向美、英等国呼吁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在重庆近7年，国民党主席蒋中正就会见金九主席6次，就诸多重大问题予以极大关注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无论从政治上道义上，都一如既往地支持韩国爱国人士的正义行动。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韩国的复国运动同中国的救国运动是分不开的。韩国志士参加中国抗战，帮助中国救国，中国协助韩国早日复国。
临时政府迁渝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多次参加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举行的三一运动纪念大会和亡国纪念日等活动，表达中国共产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厚望。1940年9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参加了韩国临时政府在李子坝嘉陵宾馆召开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向金九等临时政府领导人表示热烈祝贺。1945年9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桂园接见了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表达了对朝鲜人民正义斗争的坚定支持，他说:朝鲜半岛不应有外国势力干涉，应由朝鲜人民选择自己的命运，一个为自由、民主、独立而团结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5年11月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设宴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以示中韩两国人民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中韩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将近7年的战斗岁月，正是中韩两国人民相互支援、休戚与共，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用生命和鲜血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见证，也是陪都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
2015-2-20

参考资料：傅德岷先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一文


　　　　　　　　　　　　　　　　　　　　　　　　　

发布时间：2023-06-17 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