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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发的毕业证
岁月划痕之五十五
整理旧证件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小学毕业证和初中毕业证。
我在保定市厚福盈小学上了5年学（一年级在瑯瑚街小学上学），1963年7月毕业时没有任何异常，应该发了毕业证。那我手里为什么没有呢？是丢了？还是压根没发？如今是实在想不起来了。
1963年9月我考上保定五中后，一连气儿上了6年学，可既没发高中毕业证，也没发初中毕业证，这回的缘由我很清楚，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2月初三下学期开始，班里的政治气氛愈发浓烈，政治学习成为常事，一般都由邱同学念报纸，主要是《保定日报》上刊登的文章。
邱同学是位女同学，学习成绩一般，但朗读不错。开始时还多人轮换，到后来就基本由她一个人念了。她也注意提高朗读水平，有意减少保定地方口音，听着是越来越像播音员了。
邱同学没有富家小姐的白皮肤，却总是带着富家小姐的高傲神情，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我曾坐在她的后排，无意间看到她跟同桌耍小脾气，使小性子，感觉很有趣。她还经常变换头饰，以显示与众不同，我也觉得很新鲜。就对她比较注意了。
听说她和打乒乓球特棒还会打花板的王同学是表亲，我就无由头地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印象中，大约在4月份，邱同学曾朗读过学习王双的文章。王双是南奇公社北奇大队社员、共产党员，在劳动中因车祸去世，市里树他为模范，《保定日报》就刊登了宣传他先进事迹的文章。记得邱同学念的文章中有一篇叫《三访王双》。现在想来，模范已死，记者访问的肯定不是死者，而是其他社员，怎么能叫《三访王双》呢？
学习这篇文章后，班主任刘老师（也可能是团支部书记石同学）受到启发，也组织我们去北奇大队访问。社员们给我们介绍了王双的什么事迹，已没有一点儿印象，只记得村里满树新枝，一片春光。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农村劳动。当老师宣布要去胡指挥村时，大家都哄笑起来，老师赶紧解释，不是村干部胡指挥，而是村里出过一位姓胡的任指挥使的大官。
进村的时候，要经过韭菜地，印尼归国的黄老师大声提醒：不要踩了麦苗！又引得大家哄笑。以致他再给我们上数学课时，都有人会学着他的洋腔国语说不要踩了麦苗。
经过胡萝卜地时，我们班练习铁饼的胡同学不小心踩到胡萝卜，被老师提醒，小个子李同学一下子就发现了二者的关系，冲胡同学喊胡萝卜，于是胡萝卜便成了胡同学的外号。
进村后，村干部就安排了贫下中农带我们干活，算是再教育。
带我们班的是一位男性中年贫下中农，很爱说。挖地时，有同学挖到了拱形砖坟，这位贫下中农立即给我们讲起了砖坟的故事。说以前的时候，皇帝认为老人无用，白糟蹋粮食，就下圣旨说，六十花甲子，不死就活埋，这种活埋人的拱形砖坟就出现了。建坟时直接把老人砌在里边，只留个孝子送饭的窗口。一旦孝子不再送饭，老人就得饿死。后来一位高官成了这样的孝子，他给老人送饭时神情恍惚，老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皇帝限期让他解决个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马上要被杀头，已有几位大臣被杀。老人立即跟他说了解决办法。高官回去跟皇帝禀告，皇帝问他怎么找到的解决办法，他说老爹教的。于是皇帝下旨，废除了六十就活埋的政策，还提出了新口号，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时我认为这是瞎编的，可2009年时有报道称，武当山发现寄死窑，其形制与我们挖到的拱坟近似，看来这事没准儿还是真的。
老师是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阶级教育，没想到他给我们讲的是孝道，也不知队长怎么跟他交待的。
进入5月，学习的文章主要是大批判，批判对象是三家村。三家村不是有三姓人家的小村，而是3个人，现在我还能顺嘴就说出他们的名字，是邓拓吴琀廖沫沙。他们的罪行好像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党（连含沙射影这个成语都是那儿知道的），记忆中曾批判过一篇《白开水最好喝》的文章，是邓拓《燕山夜话》中的一篇。
进入6月，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听着像《西游记》里的，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又学习过一个中共中央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就叫五一六通知，其结论听着令人震撼中国的党政军和文化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下来的任务自然是把他们揪出来。我的直感就是要搞一场比四清更大的运动了。
因为面临初中毕业，我曾考虑下来是考高中，还是找工作。从家庭考虑，找工作更合理，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考高中，这样才有机会上大学。
可学校没有一点儿组织我们应考的迹象，6月中旬，还组织我们去县里劳动。听说这是一次全市行动，去的不仅有学生，还有干部、职工，一共几千人，当时说是支援夏收夏种。
我们学校被安排到了拥城村。据说这个村古时候叫淀边村，因为它位于白洋淀边上。明代后改为雍城，那时雍与壅是同一个字，我猜着这个可能与我的老家饶阳一样，怕水淹盖房时先壅土，全村都这么干，这块地儿就成了高地，所以改叫壅城了。解放后又改叫拥城，为什么这么改，没问社员，没准是写着方便吧。这个村现在属高阳县管辖，可我记得老师说我们去的是安新，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管辖范围有变化。
到了拥城之后，大队干部安排我们吃住到社员家，我们都希望主家成份好一些，最好是贫雇农，起码是下中农，这样才有学习的好机会。我分配到一个贫农家庭，自然满心欢喜，那些分配到中农家的就不高兴了。
吃住在社员家，当然要交粮票和饭费。粮票按学生定量标准交，饭费一天两三毛钱，准确的钱数忘了，反正觉得不少，因为在自己家吃用不了这么多。
我分配到的这家，是对老夫妇。那时候自己小，看别人都老，现在想来他们也就四五十岁。到他们家的那天晚上，喝的是玉米面粥，没有干的，菜是咸菜。我心里称赞，贫农就是懂得勤俭。
第二天，大队干部就安排我们和社员一起干活。我被分配到麦场上，负责脱粒，就是用多齿大木叉把麦穗铲到电动脱粒机中。这活儿可真累，稍微一休息，机器就空转，又得赶紧往里装。那机器是电动的不知疲倦，可我受不了，腰酸腿痛，而且不到中午就饥肠辘辘了。中午吃锅贴玉米饼子，吃着真香。
午饭后没有午睡，接着干活儿。快收工时，我又饥肠辘辘了。可没想到的是，晚饭竟然还是玉米粥和咸菜，我不由地腹诽起贫农的勤俭。此后，他家每天晚饭都喝粥。我猜着没准村里就是这种习惯，就偷偷打听别的同学，原来有的家晚饭也有干粮，这让我非常羡慕。
干活的第二天，我的手就被麦芒扎了个刺。我母亲曾说我干活儿就要工钱，因为我干活儿不管不顾，经常碰破手脚，这次是老毛病又犯了。
麦芒扎得刺儿外边没有露头，我拔不出来就没管它。可只隔了一天手指就肿了。老师让我去找驻村大夫。驻村大夫是与我们一起下乡的市里的医务人员，主要为我们服务。大夫给我抹了黑药膏，然后包扎起来，说不用打针吃药。
又隔了一天，我的手指是好多了，可大腿根又起了大疱，一走路就蹭得疼。我又去找大夫，她给我量体温，说发烧。之后又给我抹了黑药膏，并让我跟老师请假，回市里治疗。
我跟老师说了情况之后，立即乘长途车回了保定。去医院后，大夫把浸泡了黄色药膏的纱布塞入肿疱的脓眼儿，还给开了口服的消炎药，并让我每天去换药。没等我的伤口长好，支农的同学们就都回来了，我的这次支农劳动便成了永远的烂尾工程。
支农劳动结束后，学校仍没有组织我们备考，而是要说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据说，市里已两次开会布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事。
我们的各门功课都是稀里糊涂讲完的，是否进行了考试已记不得。只有政治学习没有间断，邱同学几乎天天念报纸，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文章我们都要学习。学了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当时的理解是，既然叫文化大革命，那革文化的命肯定是题中之义，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自然也是运动的重点了。
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有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说法，但怎么破，校领导可能也搞不清，在支农劳动结束后，只组织了一次各班都要参加的文艺演出。我们班出的节目是歌舞《农友歌》。
《农友歌》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王昆领唱的歌曲。我们班的女同学根据剧中的伴舞，编排了没有领唱的小歌舞。邱同学也参与表演。
文艺演出在大操场举行，舞台就是大操场前开会用的那个砖台。由于砖台台面较小，我们班表演节目时邱同学手中的枪被别人碰掉。她捡起枪后立即怒冲冲指责碰她的同学。演出虽然没有停顿，但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插曲，我们班的节目成了全校最差的节目。
进入7月，我们毕业班应该毕业了，别说发毕业证，就连放暑假这事都没人提。课是不上了，好像我们要专职地闹革命了。那时北京的学校已贴出了大字报，邱同学还念过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可我们学校还冷冷清清，没有贴出一张，我们的革命主要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由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提法，都从邱同学口中念出，感觉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了。
进入8月，我们的革命还是听邱同学念报纸。中旬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于其内容共计16条，所以也叫《十六条》。那时还学了一首专门歌颂《十六条》的歌曲，现在只记得一句，好像是十六条啊是明灯。这首歌是由38班的一个女生教的，我们36班为什么要跟38班的同学学唱歌曲，也记不得了。
在8月中旬学校组织我们去北京看大字报之后，学校的运动才有了实质性进展。从北京取经回来的同学，开始横扫牛鬼蛇神，批斗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抄黑五类同学的家。这里说的黑五类可不是黑豆黑米黑木耳黑枣黑芝麻，而是指家庭、家长涉及地富反坏右的同学。我曾经的同桌章同学被抄家，和我也是小学同学的农同学被迫交待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是解放军干部，本来属红五类，只因是解放兵（被俘投诚），她也被划入另类。
落差最大的是邱同学，她也被迫交待家庭问题。她交待的是什么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她再也不念报纸，再也不出头露面，像从班里消失一样。
因为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我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下一个就是我。就在这时市里组织了一次下乡劳动，让我躲过了一劫。
印象中全市的大中学校都参加了这次下乡劳动，但没有干部、职工。去的地方有清苑、完县、唐县、易县、安新、容城和市郊区，是支援秋收。
我们学校被安排到郊区焦庄。9月20日进村。记得村里家家户户的篱笆墙上都是丝瓜扁豆，黄花紫花成片，真有农家气息。
进村后，我们仍是吃住在社员家里，交粮票饭费。焦庄的社员没有晚饭只喝粥的习惯，这让我很庆幸。
我们干活主要是帮助社员收玉米，感觉没有拥城打场累，但玉米叶子划人，如果再出汗，划红的地方就很疼。还帮助社员撒过肥，节奏自己掌握，也不特别累。
只有一次，着实让我出了力。那是下午收工的时候，一辆小拉车上装了满满的玉米秸秆，我为在同学面前逞能，一个人拉起来往村里跑。车很轻，我跑的飞快，一会儿就把收工的人群甩在后边。可车越拉越重，我的车速越来越慢，最后是倾下身子也拉着费劲。收工的人群最终追上了我。
有社员看我拉得这么吃力，就过来看，一看就大笑起来，原来玉米秸秆压得车帮外倾，已紧紧挤在车轱辘上。班里的同学也都过来看，还有女同学对着车帮上的碳黑痕迹指指点点，让我大丢面子。
10月上旬，支农劳动结束，我写日记记录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事儿。邱同学已无任何表现，自然没有提到，倒是提到了另外两位女生，一位是平同学，一位是娜同学。她俩是初三时转到我们班的。在这期间共有5位同学转入我们班，另外3位是男同学，他们都是从京津转过来的。
娜同学会唱歌，多次给焦庄的社员表演，为班里增了光，我便提到了她，还用像银铃一般形容她的歌声，其实那时我根本没见过银铃，更不知道银铃发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见别人这么写，我也就这么写。
平同学则是因为我俩分别收取男生和女生的粮票饭费有了交集。我家是中农，父亲又有问题，自然不是红五类，但班主任刘老师还很信任我，让我管全班财务，这样我俩就有了接触。平同学是天津人，不像班里原来的女生那么讲男女界限，对男女同学一视同仁，所以我们配合得很愉快。
但我俩有一次尴尬相遇，日记中没有提。社员家的厕所是连茅圈，人在上面大便，猪在下面开饭。我不习惯方便时被猪焦急地窥视，就去街上的公厕。而街上的公厕与社员家的厕所一样，围墙一律一米五高，人站着里边头部会露出来。我看村里的人个子也不矮，不知为什么把厕所建得这么低。一次我去方便，站起身来正好看到路过的平同学，而她也正好看到我，目光相对，我非常尴尬，她也非常尴尬。之后见面我都不自然了。
我写完日记，随手放在了我住的小东屋的小破桌上，没想到让伟同学偷看了。
支农回来后，我住的地方已从相府胡同2号的外院小屋，调换到父母住的3号院小东屋。原来就在我支农期间，街道上搞牛鬼蛇神大遣返，把一些出身高的、历史有问题的遣送回原籍，并把他们的房子重新调配。调配中街道干部照顾我家，把我调回到父母住的院儿。
由于与父母一个院儿，我外出并不锁门，而伟同学来找我玩时我正好外出，母亲让他在屋里等一下，他就趁机偷看了日记。事后，他添油加醋地给我宣传，好像我和二位女同学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日记中提到而已。
焦庄劳动之后，学校的官办文革会垮塌，校领导被批斗，全校处于瘫痪，再没人管事，毕业证的发放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后来我参加了学校的钢铁兵团。再后来对立面有了枪，我随钢铁兵团躲到市人委（即市政府）大院。这下，连学校的边儿都沾不上，更别提毕业证的事了。
这一折腾就是3年多，直到1969年8月我去了内蒙兵团之后数月，学校才安定下来。听说学校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分配了工作，石班长就分配到了一个生产子弹的军工厂。学校是否也给没去兵团的同学发了毕业证，没有打听，因为觉得已是无所谓的事了。
邱同学可能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因为她后来去的工作单位是银行。据我所知，当时对口我们学校的招工企业中没有这么好的单位。
听班里人说，邱同学基本上不与人们来往。后来又听说，她的婚姻不美满，家庭不和谐。
最后听到的消息，就是2014年5月我在厚福盈小学附近碰到学同学时听到的消息，她是四位去世的同班同学之一。
发布时间：2019-09-14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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