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李彩艳 王晓阳

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重大要求。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行动指南。其中“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与文化传承发展及文化交流有关的重要指示内容，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学校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文明观，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并多次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呼吁世界各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总书记对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格局、建构人类文明发展新秩序、增强人类文明发展动力、选择人类文明发展命运的又一次呼吁。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指明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努力方向。我们需要正确理解四方面价值关系，增强对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力度，更好地实现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需要正确理解四方面价值关系

第一，正确理解文化价值共同性与多样性。

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共同性，又因为具体历史进程和国情条件不同而具有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共同性，是文化交流合作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但这种共同性决不是西方所强加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西方现代化所标榜的西式民主等。而对于文化多样性，我们中国文化的态度向来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文明互鉴、融合创新。

什么是文化？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是“社会共同经验的累积”。[1]我们的教育“以文化人”，就是把祖祖辈辈积累的社会共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不同的“社会共同经验”，以适应特定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而呈现出文化形态的多样性。

为什么人们呼吁尊重和珍视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文化按其定义来说，就是和谐的和有适应性的，而冲突和苦难则是外力侵犯的结果”。[2]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这种多样性受到威胁。

正是为了应对多样性受到的威胁，当今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意识不断觉醒和增长。波尔马特指出，“以前，帝国主义势力试图把‘文明’强加给其他人，是建立在所谓的‘优势依靠’相互关系模式基础上的……现在，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自己拥有能力来选择对世界实施共同管理，而不是靠相互斗争的输赢来决定将由谁来统治”。“按照这种观点，长期的单向文化和政治交流结束了，最终将使得一个民族或文化更愿意承认和接受其他不同文化，并逐步把围绕着一系列共同价值观的合作当作是一种尽可能的、必要的需求”。[3]对于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态度，应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

第二，正确理解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不同文化价值。

我国乃至东方文明，以集体本位文化为基本特征，表现为群体本位、接受权威、顺从、依赖、避免冲突、和谐、尊重长辈、义务感。[5]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个人主义价值观也逐渐扩大影响，且产生了一些积极正面的影响，诸如尊重个人价值、尊严和愿望、个人自主性、个人责任感、创造力与个性发展、培养好的个人习惯等。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我国一直大力弘扬的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目标。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之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精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

第三，正确认识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合作。

尽管我国秉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略，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定义中美关系首先是“竞争”关系。虽然在涉及共同利益，例如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气候变化、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危机、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时，需要共同制定规则进行合作。

这种竞争关系，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也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较量。但无论如何，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可以确定的大趋势是，全球将继续保持互联，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合作与接触”“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拥有最广泛关系网的国家将是最强大的”。[6]

2023年10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会，注册总人数超过1万人。这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以及主席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响力。

第四，正确理解“以德服人”、弘扬“和而不同”，摒弃“以力服人”、反对“丛林法则”。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说：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人与人协力合作坚固的韧带不是力而是德。要集合普天下的人和平共处，人与人之间需要凝合成的群体必须在个人和个人、群体和群体之间建立起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东方文明的一个基点就是崇尚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强调包容性，使不同群体能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中不断扩大合作面，小的矛盾不影响大的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大家的共同理想。历史的发展证明，以力服人不能长久。

加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提升学生国际理解素养

近年来，人文交流日益得到重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提升学生国际理解素养，促进人文交流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跨文化交流能力”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个人执行有效和适当的沟通行为的能力，以便在跨文化背景下实现个人的沟通目标。跨文化交流能力包括以下四个要素。

个人属性：指具有积极的人格，包括了解自己，知道如何适当地介绍和披露自己，积极看待自己，在互动中很少表现出焦虑。

沟通技巧：指知道如何很好地互动，包括熟练掌握对方文化的语言和身体语言，善解人意，知道如何在不同情况下灵活表现，并知道何时发起、轮流和终止对话。

心理适应：指应对文化冲击的能力，即包括应对由此产生的沮丧、压力、疏远和不确定的感觉。

文化意识：指对对方文化传统的理解，包括社会价值观、习俗、规范和制度等。

以上四个要素，既包括个体的（个人属性），也包括文化的（文化意识）；既包括心理的（心理适应），也包括行为的（沟通技巧）。学生个体从这四个方面有意识去努力，可以较全面、切实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从学校的立场出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给学生赋能，使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点上赋能：增强学生文化意识和交流意识，以提高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为宗旨，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增强学生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意识，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交流的前提。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才能树立文化自信，也才能以积极的心态去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要通过语文、英语、历史、地理、道德与法治等各门课程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同时培养学生对自己国家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平等尊重、欣赏的态度。

线上链接：以加强校园文化和跨文化特色建设为途径，促进文化交流互鉴。校园文化是国家文化、地区文化的载体。通过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培植学校文化特色，使学生在生动、美丽、高雅格调的校园文化符号和形象识别系统中，例如校徽、校旗、校训、校歌、校服，各种学校仪式仪典，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等的作用和影响下，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在有条件的民族地区和学校，还可以营造学生对各民族文化理解和欣赏的氛围，加强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帮助他们理解与感受校园多元文化。

面上联动：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方式，开展跨国学生交流、跨文化交流平台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疫情期间，许多学校仍然努力开展线上交流。疫情过后，线下面对面交流、赴国外研学和夏令营、冬令营等也逐步热络起来。同时，中国发展的磁吸效应也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旅行、学习甚至就业，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促进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打造学生跨文化交流互鉴的校园品牌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质上提升：在学校教育中渗透跨文化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学生文明素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通过课程教学、校园活动和交流活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最终目的是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将来能够成为面向世界的国际化人才，使他们能够坚持开放包容、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公道正义、多元互鉴、团结协作，既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也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事业，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创新，为世界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2]塞缪尔·亨廷顿. 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费孝通全集（第13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5]Cummings，William K，Tatto， Maria Teresa，Hawkins，John.Values education for dynamic societies: individualism or collectivism[M].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1.

[6]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作者李彩艳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院教师；王晓阳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民族教育》2023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23-11-28 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