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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头岁尾,大雪封门,闲来无事,找来魏晋南北朝相关史料来读,以度寒日。在读万绳楠整理编著的陈寅恪先生于清华时的讲课笔记,即《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一书时,其中一节讲到清谈和格义,慢慢读来,觉得颇有意思,遂以札记以记之。
【清谈】
说到清谈,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谈误国。反对者认为清谈就是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认为凡事应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消极者认为自己本属于普通百姓,茶余饭后谈谈国家大事,也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与误国相去甚远。此间值得斟酌的地方甚多,比如清谈者的身份和地位,清谈的内容,清谈的成因、背景和影响等等。我们不妨从东汉末年说起,来逐一加以了解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党锢诸名士因避祸远嫌,逃避政治暴力的摧残与迫害,因不与政治当局合作,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改为就抽象玄理进行讨论,于是所谓的清谈兴起。陈寅恪先生认为清谈的兴起:启自郭泰,成于阮籍。陈寅恪先生的论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不同的典籍相互之间进行印证。
《后汉书》列传五八《郭泰传》云:林宗(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覀敫)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抱朴子·外篇》四六《正郭篇》云: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
后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唯郭泰与众不同,虽善人伦,但不具体评议朝中人物,而周旋清谈闾阎,只是抽象的讨论人伦鉴赏识的理论,故见容于宦官,因此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
魏晋两朝由于政权组成的阶层不同,其清谈的内容也各不一样,基本可分为前后两期,即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前期,士大夫为表明自己的立场,所谈内容与当日政治的实际问题有关,涉及到清谈者本人生活最为关切的问题,因牵涉到《四本论》和竹林七贤,故较之于东晋一朝的清谈后期,那些士大夫们的故作玄虚,只为装饰身份计,前期清谈则显得更为有意思。
【四本论】
因清谈的内容涉及到《四本论》,那么何谓《四本论》呢?
《世语新说·文学类》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嵇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刘注云:《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所谓四本,就是论有德未必有才,有德未必有才,无德无才,德才兼备的问题,才性合与才性同意思基本一致,才性异与才性离意思大抵相同。其实这样的问题放在我们今天谈论起来也是很有意味,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将这样的问题作为主流话语来讨论了,只是在用人的时候才讲到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的问题,但这也只是原则而已,具体到用人的时候,可变因素太多,在此不一一探讨。可这在魏晋时期,却是他们的主流话语。既然是主流话语,那就不能小瞧了它。因为这可是涉及到路线方针的大问题。
曹操出生于非儒家的寒族,而司马氏其时早已是博学好古的士大夫阶级了,且出生于儒家豪族。这使我再次想到关于阶级立场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般出生贫微的非儒家寒族而能成就大事者,通常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且不拘泥于形式,并擅长于权术,在历史上如刘邦、曹操、朱元璋、毛泽东等,及至掌握权柄后,有的再捡起儒家来治国,有的儒法并重,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当然这样说不是很严密,只是本人的一时感慨而已。此外有论者认为,儒家从一出现就站在贵族的立场,这可以从孔子的出生及其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来加以论证,故信之。虽然也有寒儒,但那也是一时时运不济而已,毕竟儒家讲究的经世致用,而古代读书人讲究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有的仕途顺畅,有的则仕运不济。扯远了,咱继续讲清谈
曹操曾有求才三令,其主张是才性异、才性离,而司马氏则主张才性同、才性合。这之间的差异,在当时就是路线问题,好比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好比我们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关于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讨论。而在魏晋时期关于四本论的争议,各士大夫必须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站队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且来看竹林七贤在这一轮清谈中的选择
【格义】
在谈竹林七贤之前,我们先谈谈格义,何谓格义?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格义就是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与合本相似。合本就是以同本异译相参校。格义和合本都是治学的两种方法,其实在我们日常写作中,我们都知觉或不知觉的运用到,比如为论证某一项事理,引用古今之外的名人名言或事例等。前文说过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特点,就是至少引用两家以上的言论对某一问题加以验证,如竹林七贤陈寅恪先生就以内典和外典相校而得。竹林七贤非真有竹林,而是时人以天竺之竹林二字,加于外典《论语》的作者七人之上而成,意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既是格义所致,亦有时人标榜之嫌。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其思想相类,命运各异,性格则多彩多姿。
【七贤】
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史书记载甚多,坊间大多崇尚竹林七贤不拘礼数、纵酒旷达的自由和率性。如嵇中散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时的雅致和决绝,及至就难时尚演奏《广陵散》的自若和从容;如向子期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论》的洒脱和多才;如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的叛逆和不羁;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的放纵和率性;如阮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的任性和辛酸。再想到如庄子般鼔盆而歌送亡妻,狂欢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大悲呢?
其实以上都是诸贤形之于外的表象,七贤真正崇尚的是道家的自然之理,而自然之旨又在于养生遂性,故而有别于名教。何谓名教?依魏晋人的解释,名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这是入仕的人所奉行的东西,与崇尚自然、避世不仕所奉行的肯定不是同一个道,因此道不同,不相为谋,体现在竹林七贤与钟会、司马氏身上,就是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之争了。说到底,一般与权力之争都没有好下场,结果嵇康被杀、向秀变节,阮籍、刘伶等辈也只能纵情山水、以酒买醉、言必玄远、装疯弄傻,与司马氏虚与委蛇,得以苟全性命。是痛苦耶?辛酸耶?抑或是洒脱不羁耶?我想也只有七贤泉下有知了。
有意思的是七贤之中,山涛、王戎,以及类于七贤的王衍三人虽早期崇尚老庄的自然,然后期均依附于司马氏,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兼尊显的达官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受朝端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可谓名利双收典型的例子。
由此可见,清谈委实系名士或者在朝者所拥有的话语权,当然也与清谈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至于清谈误国,那是说在朝者不理政事而故作玄虚之谈,与我等小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则相去甚远。况且现代人忙忙碌碌,忙着挣钱、忙着享乐,偶尔有点谈资,也不过是作街头巷议而已,哪里还有什么玄远?
发布时间:2022-11-30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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