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笔

五十年代末，我正在读初中。在我居住的那个海岛上还没有圆珠笔、活动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老一辈办公用蘸水笔。蘸水笔是在筷子状的木质笔杆的一端插入一个金属制的笔头，书写时将笔头往墨水瓶里蘸一下，可以持续写一会儿。那时候人们别在胸袋上的钢笔叫自来水笔，还是比较贵重的。我们班级虽说绝大多数都是渔民的子女，家中没有固定收入，但已经有几位同学用上了这种钢笔。颜色有黑的、浅灰色的、红色的，书写和携带都很方便。同学告诉我，这种钢笔吸一次墨水可以用上好几天，写起字来也不漏墨水，本子上很干净。我很羡慕，心想我也要买一支，要红色的。镇上百货店文具柜里陈列着各种钢笔，虽然钢笔的长短粗细各不相同，价格也不一样，但颜色还是通常的黑色、浅灰色和红色。我看了价格，最便宜的那支红笔也要三角几分。那时我家经济条件不好，我不好意思开向父母要钱。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弟弟妹妹读书用品往往是自己劳动挣钱买的。我们常常去沙滩捡垃圾，等一个个浪头退去后，从浪头卷走垃圾留下的残物中寻找烂麻绳、破网片、铁钉之类的废品。捡回来太阳晒干以后送到供销社的废品部，可换得几分钱。我们还常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上山挖草药，或者赶海，去海礁上拔海大麦、石花菜之类的海藻，带回家晒干后也送到废品部去让供销社收购。为了买那支红笔，放学后我就乐此不疲地做着那样的事情。要攒满三角几分钱需要一段时间。我总是担心红笔被人买走了，所以总要去百货店文具柜看看那笔是否还在？有一次营业员阿姨拉开柜台的门，取出笔，蘸上红墨水，让我在白纸上试写。我接过笔在纸上划了几道线，又胡乱写几个字，感觉笔头很滑，很好写。留在白纸上的笔迹细细的，很清晰。心想用这支笔做作业，作业本上一定是清清楚楚，整整齐齐的。但我知道自己攒的钱还不够，只好说：“过几天来买。”过了几天，我还没攒足钱。我依然担心着红笔被人买走了，心中有点忐忑不安。柜台阿姨看到我又去了，便问：“来买笔啦？”我摇摇头说：“再过几天。”说完就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真没想到有一天放学路上，文具柜的那位阿姨在路上等我。她把我拉到路边，悄悄对我说：“你很想要那支红笔对吗？阿姨送你一支，你可要好好学习噢。”说完她就把装有红笔的细长小盒子塞在我手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就走了。晚饭时我把文具柜阿姨送我笔的事告诉了父母，又把笔给他们看。母亲很不放心地问：“是你向人家讨的吗？可不能随便向别人要东西，小孩子要懂规矩。”“我没讨，只是去看过几次。”我解释说。“想要什么的话，同我们说，学习上需要的东西，会给你们买的。”父亲看了钢笔后说。“等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去买点东西送还人家，笔你就留下用吧。”母亲说。“好好读书，将来要报答人家！”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有了一支想要的红笔。这支红笔我用了好多年，用这支红笔我读完了高中。1964年我考上了大学，上学前我去向老师们道别。教俄语的邢老师是校内最年长的老师，同我父亲同岁。他从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取出一支红笔，对我说：“这支笔送给你留作纪念。”我一看，是一支英雄金笔，银白色的笔帽，暗红的笔杆，笔帽上还有“英雄”的字样。我知道这是很贵重的，当时是怎样收下的，我已经忘了，但邢老师那时讲的一番话却始终记得很清楚。“我这一辈子一直在使用红笔，用红笔批改你们的作业，用红笔批改你们的考卷，心里一直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红笔》。现在我不想写了，但有一点我想告诉你。我的红笔批出来的九十分，参加外面的考试也要达到九十分这个水平。如果我这里考九十分，到外面只能考六七十分，那就说明我的教学质量比外面差，是在送分。教学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做，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误人子弟。”邢老师讲的红笔是指使用红墨水批改，而他送我的又恰好是一支红色的笔，所以当时我就想这篇《红笔》还是日后由我来写吧。邢老师是调干生，他离开大上海，离开家人，来到这偏僻的小岛上教我们，是服从国家分配，是要改变海岛的落后面貌，提高海岛的文化教育水平。虽然海岛的生活很艰苦，可邢老师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他讲课认真负责，备课细致充分，课堂内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不怕得罪学生，常批评不好好学的同学，还会罚抄、要求重做等。他主张与同学面对面批改作业，一边批改一边辅导，以此提高教学质量。所有这些不都可以写进《红笔》吗？“你大学毕业以后要当翻译的，你不要满足做一般的生活翻译，要有更高的目标……大学期间要刻苦地学习各种知识，课外要多读书，知识面要广；政治上要积极靠拢党组织，争取入党，做到又红又专……这支红笔你带在身边，希望你常常想起我今天同你讲的话……”我默默地听着，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要用这支红笔，刻苦学习，做到品学兼优，争取入党，还要完成老师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几十年过去了，后来我又得到过几支红笔，有的还保留至今。每一支红笔都蕴藏着又温暖又受教育的故事，激励着我不断努力。红笔是我成长、成熟的陪伴，也是我永远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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