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为何会被司马懿取代？曹氏集团如何一步步把朝政送给了司马懿？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曹魏。魏国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为何会被司马懿这个无兵无权的官宦子弟玩于股掌？

三国时期的魏国是三国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却也完美地上演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存世不过45年。也就是说，生于东汉末年的很多人，是亲眼见证了曹魏政权兴败的。奸雄如曹操者，倘若泉下有知，看到自己一生征战奠定的基业，如此迅忽地败在子孙手里，岂不气得牙痒痒？
公元220年10月，汉献帝刘协把帝位禅让给了曹丕。到了265年12月，这一幕再次上演，魏元帝曹奂也把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所谓禅让，当然都不是自愿，而是被逼的。历史仿佛一个无情的刻板模子，倘若当政者不能顺天应命，政权你如何得的，它也能让你如何失去，甚至分毫不差。
一个强大的政权，何以就如此迅速地覆灭了？这是让人兴叹之余，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实上，曹魏政权虽然存世45年，但有实质性意义的存在，不过曹丕、曹睿两代，在位时间加起来也就将近20年。到了曹芳即位，司马懿专权开始，其后的曹髦、曹奂，都不过是象征意义的存在。有话说得好：“你必须不断奔跑，才能够停留在原地。”再强大的政权，即便守成也是守不住的，又哪里经得起胡来？

曹操名义上虽是人臣，却是魏国的开山鼻祖。曹丕既是第一任魏君，同时也是守成者。对于东汉末年的流弊，曹丕都是亲历见证者，作为开国者和守成者的他，却没能汲取教训，深自约束。曹丕缺少的正是历史上不少开国者所具备的胸襟格局，不过一庸碌守成之主，由此便注定了曹魏政权的短命。事实上，在曹丕接任魏王后到尚未称帝前，干的几件事，就让时人立马判断出曹丕的庸碌征象。
当时，正在选拔侍中、常侍之类的官员，曹丕就准备用身边常给他出谋划策的那些人，而不从别处选。这表明，曹丕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一上台就想先把身边人用起来，这岂是定国安邦之策、长治久安之谋？这时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及时劝止。据《晋书》载，司马孚说：“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这一席话，才打消了曹丕的念头。
而在接受汉献帝刘协禅让的时候，曹丕就公开把刘协献上的两个女儿纳为妃子，这在古代被认为有违礼制。事实上，曹丕这种只顾贪色而不顾及其余的特点早就显露了。当初在曹操攻破邺城时，曹丕见到袁绍二儿子袁熙的老婆甄氏长得好看，就娶她为妻。后来甄氏生下了曹睿，曹丕即位后，又宠爱了贵嫔郭氏，而把甄氏留在邺城。结果郭氏乘机进谗言，说甄氏有怨言，曹丕竟然大怒，派出使者命令甄夫人自尽。后来的东晋史家、名士孙盛从曹丕的行迹分析说：“及至受禅，显纳二女……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事实上，在曹丕登基为魏文帝之后，其所作所为，更尽显其纵私欲而又无能短视之相。
有一天，曹丕居然对侍中苏则说：“以前攻破酒泉、张掖的时候，西域曾经派使者到敦煌来，贡献直径达一寸的大珍珠，咱们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来做生意，我们也好买一点呢？”还好不是为了这点私欲而发动战争去抢。但一当政就物欲膨胀，连这点事都惦记上了，又岂是干大事的料？苏则却回答得毫不留情面：“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曹丕的反应则是“嘿然”，显然不好反驳但也内心不快。这一事，足见曹丕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对臣子问的是如何满足物质之欲，而不是问苍生问治国大计。这和汉文帝召还贾谊于宣室，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性质差不多。

曹丕心胸狭窄，器量狭小，在历代君主中可谓无人能出其右。历史记载，曹丕器量狭小的事主要有三件。一件就是在221年羞辱于禁致死。原来在219年时，曹操的良将于禁兵败后投降关羽，关羽败亡后，于禁又从荆州被获释到了吴国，到了221年孙权便遣还了他。此时的于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见了曹丕又是哭又是叩头。
曹丕一面用荀林父、孟明视的故事安慰他，还任命他为安远将军，要他去拜谒曹操的陵墓；一面又事先派人在陵园屋子里画上关羽得胜、庞德愤怒、于禁投降情状的壁画。结果于禁见到这些画，羞愧患病而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说，“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曹丕所作所为也太不像个君王了。用大众的视角看，曹丕的做法阴狠如同小人。如此行事，只会寒士人之心。

222年，曹丕决定派大军讨伐东吴。这次大讨伐，既不是什么战略图谋又不是什么战术行动，完全是在纵情使性、刚愎自用，结局也就可想而知。当初，孙权派于禁的两个手下浩周和东里衮来见曹丕，言语之间相当低调谦恭。曹丕就问：孙权可信么？浩周说孙权一定会臣服，东里衮则说不一定。结果曹丕居然只喜欢听浩周的话，这就有点把臆想当事实来判断了。
曹丕这一喜欢听不要紧，居然还派浩周回去，封孙权为吴王，并让孙权派儿子来做人质。孙权表面感动得泪汪汪的，结果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往来之间全是虚话，气得曹丕决定讨伐，谁劝都不听。可以说，这次征战，完全是一次维护面子的行动，为了面子而贸然行动，往往会丢更大的面子。曹丕如此行事，仿佛战国时期的楚怀王再世。楚怀王先被张仪欺以割让“商于之地六百里”而与齐断交，恼羞成怒之下，便举全国之兵攻秦，三战皆败，后被秦昭襄王欺以武关会面而扣留，最终客死他乡。这类人为政，自己愚蠢丢人不要紧，要紧的是因此而误国害民，害莫大焉。
从此，曹丕就与伐吴这件事杠上了。曹丕这年9月起兵，11月还亲自南征，到了223年3月便无功而返。224年7月，曹丕到许昌巡视，又想大举进攻东吴，辛毗怎么劝都不听。表面上他是不想把孙权这个后患留给子孙，骨子里恐怕还是自己的面子在作祟，结果又是无功而返。到了225年，曹丕又想率水军再次伐吴，召集群臣讨论。鲍勋历数征讨失利的原因，直言这次又劳兵袭远，白耗钱财，而敌人依然气焰嚣张。曹丕大为震怒，一气之下把鲍勋降职。这一次征讨，曹丕还差点被东吴人偷袭丧命。
到了226年正月，曹丕才醒悟过来说：“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曹丕在位实际也就不到6年时间，却用4年时间反复干一件劳而无功的事，不能不说，这醒悟来得太晚了。因为到了这年5月，他就呜呼哀哉了。难道是人之将死，其思方善乎？晋史家陈寿对曹丕盖棺定论，却玩起了春秋笔法，批评的意思正面讲。

在充分肯定曹丕文才后，便对曹丕提出了假设如何如何，就会离古代的贤明君主不远云云。“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其中四句假设的话，反过来说就是气度不行，无一颗公心，不能捍卫道义，缺少贤德之心。这样的庸主，又如何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兴旺发达？
总的来看，曹丕没干过善治长安的大事，为政庸常，又常率性行事，使其基业空虚萎缩。幸得有乃父曹操留下的基业与贤臣，使其能勉强维持，还不至于几年就消耗一空。相比曹丕，曹睿似乎在志向气度宽仁方面略好，在开疆拓土方面有所建树，亦常能虚心纳谏，却才疏而多欲，于识人用人上也缺乏深刻洞察力，由此也便注定了他在位亦难以真正聚拢人才、凝聚人心，临终又托孤失当，最终导致曹魏政权旁落。

曹睿大约20来岁时即位为魏明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只是潜思读书。在历代君主中，这样的开初表现算是良好的。即位后，大臣都想一睹风采，他却只接见了侍中刘晔，谈了一天，大家都问印象如何？刘晔说：“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刘晔说得委婉，也有逢迎拍马之意，但搴去浮华之词，其实就是志大才疏之意。

曹睿即位的头几年，应该说颇有些新气象。比如227年，听说诸葛亮抵达汉中，就想大举进攻，以此询问散骑常侍孙资，听了一番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停止了进攻计划。再比如，当初曹丕废止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绢代替，结果弄虚作假的越来越多，臣子建议恢复铸造五铢钱，曹睿便同意。还比如，他经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为此采取了不少办法来规范优化，诸如采纳臣子设置法律博士的意见，下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这说明，曹睿能够虚心纳谏，同时也能关注治理中的一些疑点、难点加以解决。

230年，代理司徒董昭上书说，“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搞起团团伙伙，相互恭维，对依附自己的人就百般美誉，反之就百般挑剔，甚至说今世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呢？只怕人际关系不够，朋友不多；还有什么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加入了小圈子结成朋党，别人对你就百依百顺，说话像蜂蜜一样甜。这样的不良风气，看来古代曾经盛行，今天亦曾有过，关键在于要敏锐感知并坚决遏制。

面对董昭之谏，曹睿很认同，还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下诏说郎官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能当地方官，“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然后还把诸葛诞、邓飏的官职给罢免了。可以说，曹睿此时还是很能听善言的。若果曹睿就此不断地开新局面、造新气象，延揽贤才，曹魏之兴盛亦是必然。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232年，曹睿的政风就开始变得凌厉刚愎起来了。曹睿在识人上缺少大智慧，主要体现在对司马懿的判断上。他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说：“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这说得很是直白了，但曹睿并未警醒。 到了239年临终时，曹睿还把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与刘邦识人用人乃至托孤之精准相比，真是判若云泥。

在当政中期，曹睿多欲的本性就开始暴露，其恶行劣迹及其臣子力谏之声不绝于史。235年这一年，曹睿开始大兴土木，建了许昌宫，又建洛阳宫，又建昭阳太极殿，筑成高10余丈的总章观，而致劳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力谏，他也不过是稍减省而已。

中书侍郎王基上书，劝他留意舟水之喻，珍惜民力，又说，“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这其实已经看出了司马懿专权的端倪，预料到日后江山社稷之大患了。如此忠言，“帝皆不听”。

孙盛正面评价曹睿的有不少，诸如沉毅好断、度量宽宏等等，却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致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曹睿12年当政可谓毁誉参半，其奢侈放纵，就难有德政。不着眼江山社稷，思虑长远，必然遗患后世。

综观曹丕、曹睿当政的近20年，说其守成，不过是使政事及社会能保持正常运行。但两人在用人上未见明显建树，却因个人私德品行有亏，又常因私德而废公事，逐渐让士人与百姓之心疏离。人心疏离，正是政权长久之大忌。

曹芳即位时年仅8岁。正所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之时。历史上很多王朝的衰亡，表面上看多与此相关，无非就是士人之心、百姓之心不附。而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源要往前追溯，即其前任一不善用人，二少得人心之举，以致整个社稷都渐失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为长期执政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等到幼主登基，必然导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曹丕、曹睿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失了人心，导致曹魏政权基础不稳。

曹芳任上，无能之辈曹爽执掌权柄，他岂是司马懿的对手？249年，司马懿杀掉曹爽，自此权柄归司马家族。254年，曹芳被司马师废掉，14岁的曹髦被扶上帝位再成傀儡。260年，曹髦被杀，15岁的曹奂被扶上台。5年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即位，是为晋武帝，西晋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事实上，曹芳和曹髦亦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氏，却未能如清代少年康熙除掉鳌拜那样，从此巩固政权。其中原因，固然有二曹暗弱不如康熙智敏之故，更重要的原因乃是，鳌拜不过一权臣而已，但司马家族渐得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正所谓天道循环，古代帝王自谓“天子”，但广大百姓才是真正的“天”，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古人常讲“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说的正是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君主失道失德，则天命不归，人心不附，再强大的江山也必然会拱手让于有德之人。这个“德”，当然不是一般的忠君护主之德，而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根本的大德。

相形之下，三国时期，司马家族虽在专权窃位上德亏，却算是相对的有德之人。比如，有人在司马昭面前指责阮籍放荡不羁，应该流放到蛮荒之地。但“昭爱籍才，常拥护之”。再比如，司马昭用人得当，于263年伐蜀成功。就在魏国伐蜀时，吴国有人和襄阳人张悌就曾一起分析当时形势。吴人认为，司马氏得政以来，国内屡有大乱，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肯定要失败。

但张悌认为不是这样。他说，曹操虽然功盖中原，但百姓畏其威却不怀其德。曹丕、曹睿继位后，“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而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即便曹髦被杀，四方也没有发动叛乱。更关键的是，初期的司马家族“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张悌由此认为，伐蜀必然获胜。这一番分析，其实道出的正是天命何以归司马氏而不存于曹魏的根本原因，可谓至论。

曹氏集团如何一步步把朝政送给了司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