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鳏夫二伯——故乡那些不太遥远的记忆之五

记得我还在村小读书的时候，二伯就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很硬朗，比那些五十多岁的人都显得腰直身硬。印象里二伯不怎么做事，特别是重农活，很少见他去做。与那些有子女长大成人接过农活重担而自己颐享天年的有福长辈不同，二伯无儿无女，但他却好像总不用做什么农活。粮食自然不用愁，有生产队分的口粮，生产队解体后有政府给的五保补贴。二伯一个人也吃不多，但他好酒，每日早晚，都要小饮两杯，却很少喝醉。吃的青菜，是东家扯一兜菜，西家摘两个瓜，就那样度日。

很少干农活的二伯保养得很好，六十多岁的人了，脸上不见有什么皱纹，头发也不白。与那些腰佝发白满脸起皱的同龄人相比，二伯精气神好得很。精神好的二伯没用干活，闲的无聊每天就是在村子里转悠，常常是转了两三圈了，还没过去一天。白天，我们这些孩子要到学校上课，关在教室不能出去，放学回家的时候，常常在祠堂门口或者祠堂左边老门楼大门坐得溜光的石墩上遇见二伯，除了脆声跟二伯打招呼外，有时也坐到石墩听他讲故事。特别是炎热的夏天，家里闷热，住在祠堂周边的大人小孩都喜欢跑到老门楼的大门，边轻轻摇着葵扇驱赶蚊子，边闲聊八卦。

老门楼其实是祠堂左边的一片老宅的门楼，里面有好几户人家，都是青砖瓦房，有高高的翘檐，老房子由前后两排排列，中间围成一个院子，有点像北方的四合院，也有点像客家的围屋。大门就建在整个院子的东边，呈东北方位向着大雅塘而开，住在里面的人家都要经由这大门进出。大门是二层的门楼状大门，从沿池塘边的路面有几级石级上去，石级铺就的青石条踩得多了，变得溜光平滑。大门左右各有一块长方形的青石板，齐门槛高铺镶在大门的两侧，成为大人们闲时下棋的平台和小孩子游戏的石桌。炎热的夏季，打开两扇厚实的大门，凉风携带着池塘水面的湿气和池塘边榕树沙沙的叶子轻摇的响声扑面而来，使得大门口成为了村人夜晚纳凉休闲的不二场地。晚饭过后，洗好凉无事的大人小孩便三三两两，相约聚集到大门，坐在光滑泛着油光的石级和青石板上，靠着大门背后有了年岁斑驳的青砖墙，听大人们不设主题的讲着各种奇闻怪事。而在这乡村龙门阵中，二伯往往成了主讲，作为孩子的我们，常常是竖起耳朵听他天南地北的神侃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二伯个子不高，确切的说，是个身材短粗的壮实汉子。他是个兵油子，年轻时候去过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世面，所以他讲的故事就比村子里其他人讲的来得耐听，有悬念，很能吸引我们孩子的好奇心，但我们当时总觉得二伯的讲述有很大水分，虚虚实实，把一些事情夸大，我们总觉得二伯是个比较吹牛，扯大炮的人，所以常常会插问一两句搞得二伯反驳不了下不来台的疑问。

二伯说，小时候家里穷，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他们兄弟姐妹，而他自小就好动调皮，养牛爬山练成的体格又十分健壮，十六岁那年，邻村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表叔回乡招兵，他就那样跟表叔离开了村子出去吃了军粮。我们那时候还小，不懂得军粮是什么概念，后来读书多了，才晓得二伯那是参加了国军。也幸亏少不更事，不然知道了二伯当的是国军而不是电影里那样威武的解放军，否则也少不了会对二伯流露出鄙夷言语的。

二伯说他们参军到了部队后，简单进行了一些军事训练，就拉上前线参加了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是随桂军入湘跟吴佩孚的部队干。二伯说他们是北伐军第七军第八旅第十五团的兵，军长就是李宗仁，旅长是邻县的钟长官，而团长，就是招他们入伍带他们吃上军粮的表叔的保定军校同学，隔壁乡一个姓尹的军官。二伯他们是作为北伐先锋部队先期入湘增援湖南部队的，是北伐中最先与直系军阀交战的部队。二伯说，北伐中，汀泗桥、贺胜桥就是他们首先突破的，打得很烂水，双方都拼上了刺刀。北洋军阀的部队尽管武器装备比他们好，但他们怕死，不够广西兵有胆气，所以被他们一鼓作气从湖南撵到了湖北。

我们觉得二伯是在吹牛。因为学校老师在给我们讲北伐历史时，明明说的汀泗桥、贺胜桥是叶挺独立团打下的，怎么成了他们打的了？在老师给我们灌输的历史常识里，参加北伐的部队是特牛特牛的，就凭二伯那样不做农活的懒汉，怎么也不能与北伐部队划等号的！于是我们提出疑问，说二伯吹牛，北伐那两座桥，是叶挺的铁军打下的，怎么变成了是你们打下的？

二伯涨红了脸，爆着颈筋对我们说，小屁孩知道什么？那两座桥没有我们打侧翼，凭他叶挺独立团，拿得下？

意犹未尽，二伯又都都囊囊：

铁军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钢军呢！

二伯自说自语，见我们还不相信他的话，又用夹杂着浓浓土话口音的国语唱起了他们的军歌

男儿胆大可包天，
参加敢死队！
沙场血战拼头颅，
视死也如归！
宁玉碎，勿瓦全！
革命将士大无畏！
歼灭敌寇，建立勋功，
看我们无敌的钢军敢死队！

二伯吟唱军歌时，神情变得肃穆，右手打着节拍，眼光看向远方，唱着唱着，那双有点浑浊的眼睛会变得迷蒙、潮湿，还会滚出两行细细的清泪。我们被感染了，怕二伯伤心，不再质疑，赶紧改口以好奇的神态说：真的是那样呀，二伯？

二伯说北伐胜利后，他们驻防武汉，后来被整建制编遣解散，随部队回到了广西，直到抗战爆发，广西当局招募大量子弟兵员开赴前线，作为在北伐中有过实战经验的老兵，二伯又随部队开往抗战前线。二伯说，那段时间，他们随部队转战很多地方，到过上海、南京、浙江、江苏、武汉等地，一路上奔波行军，吃尽了苦头。他们跟随廖长官，从上海且战且退，一路奔波，经浙西，最后撤退到了皖西北。期间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说到抗战的艰辛，二伯并没有很煽情声泪俱下的数说日军的残暴，我们也不能想象那些国军的正面战场是如何惨烈，但二伯经常说起的鬼子大炮的厉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伯说，要说国军的战斗力，他们桂军是没得说的，钢军的名号在全国都有闻名。在跟鬼子的交手中，虽然他们也打过像台儿庄、徐州、武汉会战那样取胜的战事，但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说到鬼子的战斗力，对其他友军不屑的二伯不得不承认，小鬼子确实了得，特别是他们的枪法，百步穿杨，十分狠毒，他们很多兄弟，在北伐时都没有挂彩的，也倒在了鬼子的三八大盖下。还有鬼子的重炮，铺天盖地轰来，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能够在那段时间不被鬼子的枪弹打死，不被鬼子的大炮轰没，二伯实在是庆幸自己命大。

小时候的我们，对战争的概念只有从电影中了解，村子里魁星楼的戏台上经常放的《地道战》、《地雷战》，还有《上甘岭》、《英雄儿女》、《渡江侦察记》等等看了无数遍的电影，我们脑子里打鬼子是那么轻松，就算是抗美援朝打的美国鬼子，他们的大炮也不能将我们的英雄王成那么轻易的轰死。我们都觉得二伯为了突出自己打仗的勇敢而把鬼子夸得有点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嫌疑。所以就在二伯讲述的过程中不断提出质疑。

鬼子的大炮到底有多厉害？

一炮炸下来坑窝有多大？

二伯随手往大雅塘一指，说鬼子的重炮一炮轰来，落下的坑窝就像大雅塘那么大！

从没出门的我们没见过比大雅塘更大的水面，认为大雅塘在心里就是大海一样大的水面了，怎么也接受不了二伯说的鬼子大炮一炮炸成大雅塘一样的坑窝。

哇，二伯扯大炮，上甘岭美国鬼子的大炮都炸不出大雅塘那么大的坑窝呢！

二伯尽吹牛，鬼子有那么厉害还不是给八路军收拾了？

二伯不理会我们的质疑，继续他的讲述，也许从枪炮中舔过血的人，才会有对生命的发自内心的真切体会，也许只有像二伯那样与死神打过贴面交道的人，才会在讲述生死时显得那么从容和平静。

在讲述大别山的艰苦岁月时，二伯很自豪，也很骄傲，仿佛那段献给了热血卫国的青春年华并不虚度一样。讲到动情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唱起了另一首军歌

谁能捍卫我国家，
惟我广西国军。
谁能复兴我民族，
惟我广西国军。
我们有强壮的身体，
我们有热烈的肝胆，
我们要保护民众四万万，
我们要巩固国防守边关。
我们不会咬文嚼字，
我们只会流血流汗。
我们不会哀求讨好，
我们只会苦干硬干。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
苦干硬干才是好汉。
快奋起，
同志们莫长吁短叹，
救亡救乱，
任重如山。
快努力，
同志们莫偷闲苟安，
强国强种，
惟我广西国军！

还是那带着浓重土话口音的国语，还是那种忆往昔峥嵘岁月的神情，二伯唱起军歌的时候神情是那么神圣，仿佛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那神情深深感染了我们听故事的每一个人。

二伯在讲述他们的抗战故事时，常常提到他们的长官。他说跟随廖长官撤退到安徽，在大别山打游击时，条件变得艰苦恶劣。但廖长官很体恤他们当兵的，也比较爱惜有文化的学生军。在大别山，他们还跟新四军并肩作战抗击过日军。后来廖长官病死在抗战岗位，上峰派了李长官接任，那个李长官就没得廖长官那么好讲话了。

二伯一辈子打过无数次的仗，北伐时与吴佩孚、孙传芳的直系军打，抗战时又跟日本鬼子打，抗战胜利后还跟解放军也交过手，而他对于自己在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一直有点不服气。二伯说，要不是白长官大意，四野原本是打不过他们的。要不是白长官轻敌，被俘虏的就很可能就是林彪的部下了。但历史往往就是胜利者的历史，二伯在说起自己经历了无数次战斗，面对鬼子的三八大盖和重炮狂轰都能够保全性命的老兵，却在从军生涯中唯一一次当了俘虏感叹不已，不知是历史的造化，还是命运使然。

被解放军俘虏了的二伯，在经过一番教育之后，解放军经过调查了解到二伯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兵，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罪行，便将他遣返回了老家。从十六岁离开老家，在外流离征战多年，行伍生涯把二伯的青春早就消磨掉了，回到老家的二伯，父母已经不在，兄弟分家，姐妹外嫁，只有他一个人孤独的回到了生他的老家。而国民党老兵的名声，让心灰意冷的二伯在成家这个大问题上也大大的贬降了身价。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个参加过敌对阵营的人，而且还是个已过年华的中年汉子。二伯就那么灰溜溜的回到老家，在老家呆了下来。在一次次的相亲失败中他心灰意冷，渐渐变得破罐子破摔，农活也不愿做了，慢慢的变得有点蛮横，与人争执中有点凌强欺弱，兵痞的习性暴露无遗。村人看他鳏夫可怜的份上，在一些不伤大雅的细小事情上，便也让着他的脾气。

二伯曾经也成过家，那是人性扭曲那个年代，一个外乡女子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躲避到了村子，我的好心的契婆是村子里人人知晓的大善人，她了解到那女人出自外乡一成分不好的人家，丈夫在那场革命中被害，在家乡待不下去了，才带着丈夫遗下的唯一血肉逃了出来，跑到我们村子避难。契婆可怜遭难的母子，好心撮合让二伯收留了他们母子，组成了家庭。然而不久，二伯生性懒惰暴躁的坏习性也暴露无遗，那避难的母子受不了二伯的好吃懒做和酒后狠毒打骂母子的家暴行为，在运动转缓的时候离开二伯回到了他们原先逃出来的老家。二伯重新成为了鳏夫，一直到老死，也不再享受过家庭的伦乐。

二伯年纪渐渐老去，老家那破旧的老屋因无力维修，变得漏雨倾危。村子里为了保证他不被哪天倒塌的房屋压死，不得不把魁星楼闲置的厢房腾出来让他搬进去住。年老的二伯没有亲人，也没有侄子侄女照顾，享受着政府的五保照顾，虽然油盐米不缺，但基本的做饭用的柴火却没能保证。二伯喊人帮忙多了，怕人嫌弃，乃就近取材，用斧头挖砍池塘边那棵大榕树的朽根当柴烧，天长日久，大榕树巨大的根竟然让他挖出了一个大大的洞，危及了整棵榕树的安危。

二伯在一个凄风冷雨的秋季安然逝去，那年他七十九岁，村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是在一只很旧锁得很好的樟木箱子里翻出几枚勋章和一个有点锈斑的钢盔，那勋章是印有青天白日图案的，而钢盔则跟我们在书上图片见过的那些远征军戴的差不多。池塘边的榕树也在二伯去世的第二年，在一个刮风的天气里轰然倒下，再两年，那个有着光溜石板的大门也因年久失修倒塌被拆除。从此，村子里承载了我们童年许多乐趣的大榕树和大门楼也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