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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房
岁月划痕之五十七
1966年10月上旬，我从焦庄支农回来，所住的保定市相府胡同3号院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儿家搬走了，田叔家搬入小儿家的两间南房；喜子家被遣送回原籍，全哥家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我搬回了全哥家腾出的小东屋，我原来住的2号院外院的小屋归了田叔家。
我是1966年9月20日去焦庄的，离家仅半个月，就发生这么大变化，让我震惊不已。这次学生支援秋收是市里统一组织的，我们保定五中的学生被安排到郊区的焦庄村劳动。焦庄村离我们家也就七八里路，但因下乡时我们都住在村里，不让回家，所以对调房的事一无所知。
其实在我去焦庄之前，保定市就已出现了遣送黑五类人员回乡的事，开始是抄家，后来升级，直接扫地出门，遣送回原籍，但我所在的相府胡同那时只出现了抄家的事。
最先抄的是住在14号院的满家。满家4口人：2个女孩及她们的母亲和舅舅。因2个女孩的父亲是日本投降后逃走的日本人，所以她们便有了鬼子余孽的原罪，当然难逃抄家的厄运。被抄家后她们的舅舅便天天义务扫街。
之后，就抄了我所住的3号院的喜子家。那时我正好没在家，等我回家时只看到了还在胡同口挨批斗的喜子父母，他俩都站在凳子上，把头低得让人只能看到头顶，头顶上的头发都被剃出一道可见头皮的沟。当时时兴给批斗对象剃阴阳头，即剃掉一半留下一半，可喜子的父母都是理发师，批斗他们的又是他们的理发业同行，所以才剃得更有创意。他的同行们批斗时呼喊的口号是打倒大特务张某某，从批斗时的发言看，似乎喜子的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
没想到在我下乡支农的这段时间，我们胡同也出现了遣送回乡的事。除了喜子家，还有12号院的大宝家也被遣送。喜子家是被喜子父母所在单位理发业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遣送的，大宝家是被我们所在的街道遣送的。
（保定市档案馆编辑的《保定市大事记》289页载：1966年9月24日，截止本日统计，我市财贸系统共搜抄所谓的黑七类四百九十户，送回乡村四百四十户。由群众直接罢官和停职反省的二十人。）
所谓街道就是街道居委会，以往只负责调解居民纠纷、开展卫生运动、协助维护治安之类的事，可1966年5月后，市里在在新北街搞文化大革命试点，我们那儿的居委会又担负起领导街道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具体负责此事是街道干部，除了居委会的主任，还有各胡同的居民小组组长。我所在的相府胡同的组长是我们同院的小儿妈。印象中居民组长就管收水费、收卫生费等杂事，之前是居民随意推举的。可到1964年后，讲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占领街道这块阵地，于是居民组长就必须由出身好的人担任了。小儿家出身贫农，小儿妈又没有工作，就被居委会指派为组长了。
大宝家为什么被遣送？听说是因为大宝的父亲田大夫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医。
田大夫一家9口人，即田大夫夫妇及5女2子。所住12号院是她们的私房，有3间北屋和一间小东屋，住房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他们家被遣返后，他们的私房就空闲了，街道上研究之后，让小儿家搬进去。小儿家出身好，有好事自然要优先。小儿家只有4口人，除了她父母，就是她和她弟弟，这下一人能住一间房，宽敞多了。
小儿家搬走后，他们家的房子也空闲了，街道上研究后，让住在自建房的田叔家搬进来。
田叔家也出身好，是城市贫民，相当于城市中的贫下中农吧，自然也应该照顾。
田叔家的自建房在相府胡同南口，由于盖房时利用了被服厂外墙和8号院外墙的夹角，实际上只砌了南边的山墙和西边的窗台，砌墙的砖是捡来的旧砖，窗户拼凑的旧窗，房子显得非常简陋。从相府胡同南口的牌楼进入胡同，一眼看到的就是这间小房，让人感觉非常突兀。我猜它可能是私搭乱建，但它也有门牌号。
田叔的父母家离此很近，就在相府胡同南口东边不远，斜对大舞台剧场，是一个二层楼。虽然名为楼，其实很小，就是楼下一间房，楼上一间房。田叔除了父母还有弟弟妹妹，肯定无法在楼里结婚，所以我猜他为此才见缝插针地自建了这间小房。到街道研究调房时，田叔已有了2儿3女，全家挤在十来平米的小屋，也是实在太挤了，所以照顾他还有这方面的原因。田叔搬走后，田叔的弟弟一家住了那间自建小房。
喜子家被遣送后，他们家的房子也空闲出来，经街道研究决定，也可能是经理发业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全哥家住了喜子家空出的一间半北房。
我们院一共3间北房，是对三间的那种老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要经过堂屋才能进入卧室。这种房子如果住两家，就得共用堂屋，利用效率很低。调房前全哥家住西边的一间半，调后三间都归了他家，堂屋也就得到充分利用了。
全哥两口子也是理发师，与喜子父母是同行。不同的是全哥出身好，是贫农（亦或下中家），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一个理发馆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则成了理发业文化革命委员会（后被称为官办文革）的主任，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得到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外，全哥家人口比较多，也是被照顾的原因之一。他的母亲与他们一起过，他的弟弟一家也与他们一起过。他家5口，他弟弟家4口，一共10口人。除了住着北屋一间半，还住着2间东屋，但这两间东屋都太小，都只有6平米。
其中靠北边的小东屋（与我们家的西屋对门儿）1964年前由我们家租住，我就住在那个小屋。1964年深秋，住在2号院外院小屋的老太太死了，房子空闲下来，不知母亲怎么与老太太的家人及全哥商量的，让我去住那间刚死了人的小屋，把我住的小东屋让给全哥。2号院外院很大，全院就那么一间孤零零小屋，那时我虽已15岁，但一个人睡在那屋还是有些害怕。全哥还逗我，说夜里老太太还会回去睡觉，害得我醒了就往地下看。
这次全哥住了喜子家的一间半北房后（北屋一间有十三四平米），住户条件明显改善。不知是大人们商量的，还是街道研究决定的，全哥将靠北边的小东屋还给了我们家，我又搬了回来。我住的2号院的小屋则给了田叔家。
我父亲也有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我一直担心街道组织人抄我们家。看到此次调房我家也得到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由暗暗感激街道干部，尤其是小儿妈。
可没想到小儿妈却因此次调房不得安宁了，因为没过几个月，大宝一家就杀回来要求落实政策，并且挤着住回了他们的12号院。
大宝一家之所以敢杀回来，是因为他们很快就醒过味儿来，红卫兵所说的必须遣送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中，并不包括他们家这种情况。
街道上因为拿不出遣送他们的政策依据，有些理短，所以只能听之任之。这下小儿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想搬回原来的南屋已不可能，田叔家已安营扎寨，不会退出；和大宝家挤在一起，遭恶语相向成家常便饭，小儿家是度日如年。
更糟糕的是，小儿的父亲被单位造反的群众打成了走资派。小儿的父亲本不是什么大官，就是一家浴池的领导，可在这个浴池他就是当权派，按当时的逻辑，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家就进入了后来的黑九类（地、富、反、坏、右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行列，似乎也成了遣送对象，他们家就更得忍气吞声了。
好在街道上对小儿家格外照顾，在14号院盖上4间新房后，分给了他们2间。房子是房管局盖的，他们怎么申请，街道怎么协调，就不得而知了。
小儿家搬出后，大宝家收复全部失地，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
喜子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原来的黑五类标准中不包括他家这种情况，但后来的黑九类中加上了特务，他们就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了。另外，全哥虽然也当过理发馆的领导，但没有被群众打成走资派，非但没有被打成走资派，在官办文革垮台后他还成了理发业一派组织的头头，喜子家自然没有胆量杀回他家的北房。还有大宝家的原籍在保定郊区，来回很方便，而喜子家的原籍在定兴，来回就比较折腾了。
喜子家被遣送后，喜子并没有离开保定，他小学毕业后就拜师学木匠，此时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姐姐已经结婚，就住在税务角西边一点儿的阮胡同。他家被遣送后，他住到了姐姐家。
后来保定被造反派夺权，再后来造反派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分裂后又不停地武斗，被遣送的人家就没人管了，于是被遣送的人家陆陆续续回返。喜子家回返得很晚，大概到了八十年代初。听说此时喜子的父亲已经去世，喜子的母亲带着喜子的弟弟妹妹回的保定。回来后他们无处安身，租住了城郊西大园社员的房子。喜子的妹妹嫁了西大园的一位社员。他的弟弟则到西郊的新容理发培训中心学习理发。
喜子家的人再没有回过相府胡同3号院，更别提要回他们的房子了。
发布时间：2019-09-01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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