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

哑巴
记得那是公元196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困坐在部队调来的帆布篷卡车上，早晨8点就从南京出发，一路颠簸，奔向渺茫的远方。当时我很小，觉得时间特别长，不知道车往哪里开，也不知道何处才是尽头？傍晚时分才到达目的地：灌南县李集公社小垛大队第九生产队。一下车，人人腰酸背痛，再看到冬天的苏北平原天寒地冻，狂风呼啸，一家人心情落寞。经过一天奔波，也没吃什么东西，觉得站都站不稳。好在当地社员在公社组织下，都到村口迎接我们。一家人神情恍惚而战战兢兢地被迎进队长家简陋的堂屋中。
大家围着一张特别大的方桌子落座，先闲扯，一会就吃饭了。随着队长的一声吆喝，一个黑瘦的小个子男人变魔术似的端上一桌饭菜。虽然那时农村很贫困，但那顿饭确实很丰盛。那个大白菜烧肉，因我们家是回民当然不能吃，只好又端下去。白菜帮子炒羊肉，牛肉烧百叶，鸡糕烩青菜，香气袭人。原本饥肠辘辘，现在吃得浑身发热。想不到在这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穷乡僻壤，竟有人烧出这样的美味佳肴，大家都夸奖菜烧得好。
队长遂把厨子喊出来跟大家见面。队长跟他打手势，说大家夸他菜烧得好吃，黑男人一边吃着残羹冷菜，一边羞赧地笑着。我们这才知道他是哑巴。
哑巴家里只有他和弟弟两个人，他貌不惊人，又有残疾，但文革前竟是县政府炊事员，用现在话讲就是厨子，当然有一手做菜的好手艺。文革开始后，政府大院被造反派占领，县长们也倒的倒、跑的跑，哑巴只好回家。
哑巴身材不壮，但从小吃苦惯了，回来照样在生产队干农活。犁田、耙地、挖河泥，样样不输人。当然，隔三差五遇到红白喜事，人家也请哑巴去烧饭做菜。每到这一天，哑巴准一大早就起来，挑着一担瓷器去帮忙。担子里放着八碗、八碟、八醋碟，当然还有酒壶、酒杯和瓷匙。哑巴虽然穿着旧衣服，但显得比平时整洁。主要是哑巴脸上洋溢着的微笑，让本来就红的小脸变得更红。那时农村穷，喜事也不多，但都很重视。当厨师也很辛苦，从早忙到晚，人家好酒好烟伺候着。庄子上多数人家是亲戚，或亲戚的亲戚，也没有多少钱，有时给一元、两元，有时不给。但厨子挑回来的担子里除了碗碟，还有多下来的小菜，或一条糕，或一包黑色的水果糖。总之这一天，哑巴是很快乐的。除了吃，关键是自己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成就感。
哑巴家人丁不旺，其时年龄不详，大约三十至四十之间，因为他有一个弟弟大约二十岁，跟我当时插队的二哥差不多大。当然我们城里人算实足年龄，农村里算虚岁，有时还要虚两岁。这样看来当时哑巴弟弟不到二十岁，但弟兄俩就急了。因为农村人二十岁娶不上媳妇就完了。哑巴自己有残疾，身材又矮小，就自惭形秽。但哑巴弟弟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不输如今的张柏芝或李嘉欣。性格也像女人，说起话来姨里姨娘。用农村人话来说，就是长得很俊吧。但唯一的缺陷是有一只耳朵是蜷曲的，伸不开，农村人叫招耳朵。其实也是残疾。原来哑巴父母是近亲结婚，大儿子是哑巴，二儿子是招风耳。所以哑巴就拼命干活，拼命挣钱。平时一文不花，留着钱给弟弟娶媳妇，但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娶老婆。仿佛自己不娶媳妇是理所当然，别人也觉得很自然。后来经过长期观察才知道，哑巴有心理问题，他嫌脏，嫌女人不干净。
其实哑巴家里有点钱，不过说起来有点心酸。因为这钱是用母亲的命换来的。哑巴弟兄从小就没有父亲。在我们下放前一年，1968年的夏天，南京的武斗已结束，但苏北的派战还在打。两个连云港的造反派头头在淮阴武斗被打败，就抢了一辆三轮摩托回去喊救兵。一路往北，摩托车风驰电掣，跑到秦庄的公路边出了车祸。那时的公路还是沙石路，每逢车子开过来，路两边烟尘弥漫，哑巴妈妈本来在路西边收豆子，看到车子开过来灰尘太大，就想跑到路东找上风头，不料与飞驰而来的摩托相撞，人飞到半空掉下来，当时就没气了。那两个车手见闯了祸，吓得面色煞白。一个当场逃窜，一个腿受伤跑不动，瘫坐在地。不知什么人告诉了哑巴，哑巴跑过来不由分说，用捆豆枝的粗麻绳把瘫在地上的车手脖子勒住，背起就跑。眼看要出人命，人们就死活把哑巴拉开，否则这个人就没命了。经过公社与肇事单位协调，对方赔了两百元了事。弟兄俩流着泪把母亲葬了，再请村里亲戚干部吃顿饭，还剩下一百元压箱底。这一百元哑巴死活不敢动，大家都知道，他要留着给弟弟娶媳妇。遇到春荒，弟兄俩饿的头发昏也不敢动一个子儿。
父亲当时头上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按说要强制劳动，但他已年届五十，没有什么劳动力。好在大队干部后来知道他原来是骨伤科医生，农村又缺医少药，农民遇到断胳膊断腿，要么去县城医院看，当然多数是伤未看好又欠了一屁股债；要么就自己扛着，落点残疾。所以就让父亲在大队诊所当赤脚医生。母亲属于干部下放，其实就是在小学当老师；我刚十三岁还在学校读书。所以我们家没有在生产队干活的。但在农村生活没有劳动力是不行的。像生产队分粮食，各家按人口分得的自留地种菜，土墙草屋每隔几年就要粉墙换草，还有每隔几天上集市买菜买粮食都要劳动力。这些杂事都是我和父亲干，但有些技术活就要请当地农民来帮忙。那时的农民是很乐意帮忙的。一来可以混一顿饱饭吃，二来我父母人缘好。还有那时搞一大二公，全家人在队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连饭都吃不饱。我家每逢有人来干活，母亲总是好菜好饭招待，当然还有香醇的山芋干酒，有时还有香烟，最差也要有父亲种的烟叶供应。所以农民都抢着为我家干活，有些干不上的还生气，嫉妒说风凉话的也时常有。像队里的陶大爷、王二爷、孟三爷都是经常抢着干活。可父亲最喜欢找哑巴干活。一来哑巴虽不会说话，但心灵手巧。很多事父亲跟他一比划，他就心领神会。二来哑巴老实巴交，不耍滑头，干活实在。还有就是哑巴经常来我家串门。
冬天的晚上，农村天黑得早，哑巴一吃完晚饭，就来我家陪父亲坐着，当然是相对无言。父亲生性乐观坚强，但时运不济，历经坎坷、半生潦倒的他常常心中愤懑，总觉得因为自己的问题连累了全家。其时严峻的政治气候又不能言说，更不能跟别人说。村里社员虽然跟我们关系很好，但毕竟要避嫌，一般不敢来我家串门。但哑巴不管这些，不但听不见而且不识字。所以哑巴就成了父亲的好朋友。两个男人围着鬼火一样的孤灯坐在方桌两旁，抽着非常呛人的旱烟袋吞云吐雾。不太多交流，有时也打手势说话。我很奇怪，父亲不会哑语，怎么两个人交流起来竟毫无障碍？
哑巴经常催着父亲按时干活，入冬了要翻地冻地；开春要耙地撒种，清明要栽辣椒茄子；立夏要收麦子油菜，挖地种棒子；秋天了要收棒子种小麦。这些活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干。但夏天雨季到来之前要给屋顶添草，墙皮脱落要泥墙，冬至做豆腐、杀羊，则非哑巴莫属。
那时回民在苏北农村没有多少荤菜吃，因为农村人认为最好的菜就是猪肉。农村有鸡，肉，蛋。鸡留着下蛋，一般舍不得吃。新鲜鸡蛋吃得最多，还有豆腐都是家常主打菜。牛肉也很少，因为牛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大田里耕地、耙地，拖粪肥上地，把地里庄稼运回来，全靠牛车。所以不到牛老死或病死，政府是不准杀牛的。每逢过年，我们家就要杀一只羊。当然羊要在夏天就买来养着，白天赶到村外田埂上吃草，晚上回来时父亲照例要给羊喂一把豆子，让它长膘，入冬后就长得肥嘟嘟的。哑巴手脚麻利，在杀羊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冬至那天，哑巴早早来到我家。只见他系上围裙，手拿带来的尖刀，把羊牵到屋前菜地里，不要助手，一手按住羊角，使羊前脚跪下，一刀下去，气管血管霎时断开。可怜的羊没有挣扎，当然连叫一声都来不及，就死了。我们心里想着哑巴真是心狠手辣，可也庆幸他手脚利索，羊才不致太痛苦。只见哑巴麻利地剥皮，开膛，扒羊肚羊腰羊肝羊肺羊肠子。像庖丁解牛一样，一会功夫，羊下水都进了箩筐，羊头和四条羊腿已挂在屋前的铁丝上。哑巴又用极快的速度，对羊肉进行分割：红烧的、烧汤的、小炒的、做臊子的、炸圆子包饺子的，分得清清楚楚。时至中午，哑巴开始吃饭。先弄一盘炒羊杂，当然也喝点小酒。哑巴喝酒不多，一两下肚，脸色彤红。吃完饭，哑巴也不歇息，立马动手剁羊肉馅子，一半留着包饺子，一半和点面粉加山药，开始炸羊肉丸子。就这样，在哑巴的辛勤劳作下，这只羊让我们全家过了一个肥年。
1979年，随着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们全家回到了南京。三十多年来，我在南京学习、工作、生活，娶妻、生子、忙碌。其间也曾几度回去看望苏北乡亲。他们大多数和我父母一样，老了，走了。老人们看到我会问：老梁爹怎么样了，王老师身体好吧？回来后，父母也会问起村里的老人情况。可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起哑巴的事情，我也一次没有见过他。今天算来，他也应该有七十多岁了。不知道怎么了，我近来时常想起他。哑巴兄弟，你还好吧？如果你还活着，是否会想到：有一个南京小兄弟，三十年了一直没有忘记你。
柳叶居士
2012年冬夜
　　　　　　　　　　　　　　　　　　　　　　　　　

发布时间：2019-09-14 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