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判官（纪实小说）

　　一
　　他叫杨斌圣，1957年出生，22岁入党，1983年从部队退伍后进入萍乡市宣风镇机关，担任镇司法助理员，首次接触到人民调解。
　　日子长了，他慢慢懂得了人民调解这四个字的含义：它可以化解积怨，让纠纷双方握手言和；它可以熄灭怒火，制止流血惨剧的发生；它可以唤醒亲情，挽救濒临破碎的家庭；它可以搭建友谊桥梁，平息邻里纷争；它可以据理力争，帮助农民工讨回公道。
　　于是，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楞头青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头子。
　　要带着感情去做事，你才不会烦。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最需要耐得住寂寞，而不要去想升官发财。杨斌圣这样对他的弟子、法律服务所副所长方绍宁面授机宜。这就是杨斌圣，将一片丹心倾注于生于斯而长于斯的一方热土，其志何其坚，其事犹可敬！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邻里的纠纷，事小易发，形式多样，处理不当就会变成影响和谐稳定的大事，省、市、县等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历来要求：对矛盾纠纷要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30年来，杨斌圣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恪守一心为百姓解忧难的工作准则，认真履行着人民调解员的职业使命，始终坚持用真诚对待事业、用真情关爱群众、用真心化解难题这一三真精神。
　　30年来的上万个日日夜夜，他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己任，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那里，哪里有矛盾纠纷，就有他忙碌的身影。他家里的田地、孩子、家务全由他的妻子打理；农忙时，为了办案经常请人收割种地；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他却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父亲身患癌症去世，因为在外地办案他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把群众利益牢记心底、把群众感情融于工作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有效的六七八工作法。
　　杨斌圣深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他每年都会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几百元钱，用来购买法律书。而为了嚼烂这些专业书籍，他经常挑灯夜读。30年间，他的读书工作笔记已有满满一大箱近300本，并先后拿到了法律服务工作执业证、省听证主持人资格证、市行政应诉资格证和行政执法证等资质证。由于浸染法律多年，他也成为乡村土律师，特别是对一些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更是了如指掌，经常在工作当中运用自如。
　　杨斌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深知农民的艰辛和难处，为了更好的做好本职工作，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他给自己在从事调解工作制订了七不原则和八字格言的行规。七不原则是指不坐卧铺、不住宾馆、不下馆子、不收报酬、不打的、不抽烟、不喝酒，八字格言是指严、慎、勤、德、公、廉、实、诚。这个行规他从来没有打破过。他说：只有自己站正了、站直了、站平了，调解起来才能正、才能直、才能平。为了工作，我应该这样！后来，他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推陈出新，他给自己树立了一套六、七、八工作法，并严格遵守。即六字工作法：快（快到现场）、稳（稳住情绪）、实（了解实情）、准（找准症结）、调（耐心调解）、公（公平处置）；七不工作纪律：不私立章法、不徇私舞弊、不接受吃请、不收受礼物、不铺张浪费、不泄露隐私、不计较报酬；八要工作原则：办事要公道、调解要耐心、作风要严谨、待人要热情、名利要淡泊、事业要忠诚、业务要精通、工作要创新。
　　他坚守在维护社会稳定第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700件，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3600余万元。
　　宣风镇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商贸古镇，流动人口多、外出务工人口也多，而且由于地处边界地区，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因此，做好定纷止争的人民调解工作尤为重要。该镇与宜春市西村交界，有一河沙地由于归属不清，两地村民为开采权争执了十几年，这也是该镇一个老大难问题。有一次，双方又为河沙争吵起来，双方来了近千人，都扣了船，还打伤了人，激动的群众拿起木棍叫嚷着要报仇雪恨，眼看一场流血械斗就要开仗了。杨斌圣火速赶到现场，找到船主甘某，大声喝道：你不要做傻事，械斗是违法的，是要坐牢的；如果死了人，是要偿命的┅┅听了这些话，甘某冷静下来，同意把人撤了。他随后与西村代表进行谈判，由于河沙开采对当地农田影响极大，容易引发洪水，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两地村民严禁开采河沙，一场流血械斗事件消于无形。事后有人问杨斌圣，你当时害怕吗？他说了句心里话：那场面怎么能不怕呢？可我老杨做的就是调解工作，我没有退路，我没有第二种选择。
　　宣风镇村民张建萍在辽宁省大连市某烟花出口公司打工，没想到因烟花发生爆炸，造成张建萍大面积烧伤，生命危险，情况紧急。而公司却以事故是张建萍操作不当引起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一次又一次的辱骂，甚至是威胁，杨斌圣誓不退缩，据理力争，最终公司同意承担张建萍全部医药费和伤残补偿金共计140万元。
　　人间正道是沧桑，为守护公平和正义，杨斌圣在维权的路上勇往直前，仅2008年7月，他一个月下来就办了4个维权案件，连续跑了无锡、惠州、深圳、厦门4个城市，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0多万元。30年来，他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7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100%，有效地遏制和处理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300余件，防止民转刑案件200余起，为外出农民工维权挽回经济损失累计36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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