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儿女（第十四章）

　　大人孩子都知道麦玲厉害，一般人都不敢欺负她，大人孩子欺负她的家人，麦玲很恨他们，从此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她从不爱和人交往，变得更显孤僻。麦玲还常恨自己不是男孩子，她心想：我要是男孩子绝不像弟弟解放那样窝囊，谁要欺负我，我就破上命给他干架，我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家人。
　　保清家的孩子多，好妮一般都出不去干活，队里的有些社员背地里说三道四，因为分粮食是按人头外加公分。劳力多的人总觉着他们吃了亏，嫌孩子多的人家沾光，干活的少，吃饭的多，可分粮食按人头这是政府的规定的，他们不满意也只是背地里说说。保清为了孩子，他还用下工的业余时间饲养队里的的几头猪，另外才加三分。他风里雨里干完地里干家里，人家吃完饭在休息，他却在给猪端吃端喝。就这样公分还是不够，保清的爹娘年岁大了还得照顾他们，保清还背着好妮把工分拨给父亲，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解散，后来好妮也知道了。秋天的一个下午，队长付长亮也就是付长有的哥，带着队里的社员到北地去出红薯，那天是星期天，麦玲也去出工了。她卖力的干着自己该干的活，那时大食堂已经散了，分了自留地和预借地，地都是按人分的。队里当天出的红薯当天分，那天保清在别处干活没有去出红薯。谁知到快收工时，付长亮骂骂咧咧，指桑骂槐，矛头对准了保清一家。麦玲已是十四岁的孩子，她能听出来，她强忍怒火低头捡红薯，泪在眼眶里打转，肺都要气炸了。分完红薯已经是满天星星，麦玲回家再也忍不住了。把地理的场面说给了父亲，保清听了心中的火一冒三丈，我堂堂五尺汉子，想当年我也是全村的领导，一呼百应，真实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光听孩子说是队长骂自己，也没听清是那个队长，就冲出家门大骂起队长来。姓付的住得肯北没听到，街对面另一个姓邵的队长窜了出来，平日里这两个人还算不错，两个人走到一起竟扭打在一起，两个人的爹知道后也都跑出来吵自己的孩子，并动手把他俩拉开，麦玲也跑过来说：不是他骂的。俩人以后和好如初。麦玲对付家弟兄俩怀恨在心，这弟兄俩不是好东西。占着他根红苗正，常欺负队里的一个出身地主的寡妇，这些队里人都知道。付长亮还是这个寡妇怀孕生了个男孩子，九婶抱回去也没养活。
　　保清成了下台干部，心里也不知自己犯的啥错误，自知自己兢兢业业一心为老百姓工作，从不沾公家的便宜。一开始入社自己就带头把全部家产都冲了公。自己那么相信党、热爱党，党就是自己的指路明灯，党指向哪里他奔向哪里，我的错在哪里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跟党走，为了早日过上共产主义，1959年家里的三间主房失火，只是草顶烧了，再搭起来就行了，干部和群众都急着帮他家搭房顶，可保清说：算了不搭了等着住楼吧！到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有，不费事了。这都是他到县上开会听上头领导讲的，他不知道共产主义离他远着呢。
　　他自己不愿叫收拾，人家还有啥说，背地里人们没少说他傻，好妮也没少埋怨他。保清的脑子太简单，共产主义会那么容易实现，可他坚决相信共产主义会实现，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谁想要啥就有啥。一片美景展现在他的眼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临终保清也没实现他的共产主义，也没住上楼。现在看来他就是个傻子，他把东院房子也扒了支援了水库建设；被烧的房子扒掉建了队里的猪圈，他们一家九口挤在两间小草房里，那时他又添了个七仙女，七个女儿了，爷爷为了要孙子，就给老七题名改玲。还有老丈人没地方住，保清从地里拉回来土，用两快门板夹住，然后往里填土，再用锤把填在门板里的土夯瓷实，就这样垒了个小屋叫老丈人住进去。保清的爹娘住到另一间小草房里，后来因为房子作难好妮没少和保清生气。
　　他心里也窝火，当干部不当干部他不计较，就是不明不白把自己赶下台他有点不服。他实心实意对待每个人，没入队时他就常把自家的粮食送给困难的人家，包裹扬大德家，可扬大德以德抱怨，偷他家的布，后来还偷他家的羊和猪。他还把与自己无亲无故的独身老人杨西玉老人接到自家吃饭，为他养老。做好饭叫三女儿给他端去，我错在哪里？睡不着是他常这样问。
　　那年的夏天炕烟的任务就落在保清的头上，往年的炕烟都有好几个人看炕，可以轮流休息。今年就保清一个人看炕。往年的抗是火龙，只管往炉子里添煤，不进炕。保清看的炕是用的新方法，炕屋里垒的密密麻麻的煤炉，每天把煤掺上粘土活到一块，拍成煤饼在地下晒干备用。保清整天一个人不停的忙活，活煤、拍煤饼，一天几趟往炕屋里钻。五黄六月，啥都不干还只冒汗，四外不透风的炕屋里还有十几个煤炉，你想进去是啥滋味，收拾炉子，往炉子里添煤，进去一次就得一个多小时。每次出来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身上的裤头直往下滴水，他放下铲煤的掀一头扎进场旁边的水坑里。一个夏天他都没有回过家，饭都是孩子们给端到烟炕上吃的。晚上他就睡在场边的树下，要是下雨天他就回草棚里睡，夜里还要给炉子添几次煤。一个夏天不知他流了多少汗，烟叶安全的炕完了。
　　那年麦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中学，那时间农村砍学校，全县就剩一个中学，考上是很不容易的。麦玲的爷爷说：按说这就是秀才了
　　可为十一块的学费做了难，娘叫麦玲去集上卖她喂的大公鸡，别看麦玲厉害，可她脸皮薄，买东西卖东西她不会，她抱着公鸡蹲在集上不敢吭气。鸡没卖成，最后还是爹去把鸡卖了，爹又去卖点鸡蛋，后来不知爹咋做难学费总算凑齐了。当年的秋天保清病倒了，病很厉害，又被抬到城里的大医院去了，还是大姐夫去伺候。麦玲认为都是愿杨国庆这个孬种，这是她大一点去跟着大人干活才知道杨国庆和喜花的事，还有父亲下台都与他俩有关，父亲是累和气才病倒的，麦玲是这样认为的。在七几年麦玲工作后她还写回县里一封信，把她知道的和听说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一下写了七八张。她为父亲讨公道，口口声声声讨杨国庆。这封信转到公社，最后还赔了保清一点钱。
　　星期天麦玲领着九岁的大弟弟去看父亲，没钱买票，她也学着别人偷打车，车站离家五里地。他们去的城市方向是往北去的，只有一站路，只要是往北的票车就挤着上。快到中午时他们一路打听来到医院，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他姐弟俩也没坐起来，可能是坐不起来，大姐夫好像不在，可能是回家了，床头的小桌上放着几个馒头，姐弟俩站在床前看着父亲，保清盯着看孩子，看了一会保清说：拿俩馍走吧！别赶不上车。
　　两个孩子听话的拿了馒头，麦玲牵着弟弟的手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病房。他们也不知道啥时间有往南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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